宋主变,不主正——《诗源辨体》在宋诗问题上的三点思考

许学夷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诗源辨体》中,他从复古诗论“崇唐抑宋”的理论出发,对唐、宋诗及历代诗歌发展的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在张扬复古诗说的同时,从诗歌对“情性”的表达,诗歌发展的“正”与“变”,及宋诗流传的客观现实等方面,修正并弥补复古诗论对宋诗的偏见。

许学夷《诗源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兼论其辨体论的开拓意义和文献价值

许学夷《诗源辨体》具有系统的辨体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先其体制"的辨体论,他的功绩是,在"先体制而后工拙"这一传统的命题之下,又提出"先体制而后气格"和"先体制而后性情"这两个相联系而又颇为不同的主张。其次,"以古入律"或"以律入古"的破体观,反映了他对二者的褒贬态度和价值倾向,并提到"以文为诗"等破体问题。第三,辨析诗体之源流正变,提出"诗先定其正变,而后论其浅深"的论断,具有重要的文体理论革新意义。

“自为一源”: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陶诗论

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陶诗几乎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虽然确立了陶诗批评的艺术标准,但其后的前、后七子派及其后学却没有继承之,他们提出"诗弱于陶"的观点,并视陶诗为"偏格",斥陶诗于古诗宗法对象之外。在明代复古诗学进程中,真正走出陶诗批评困境的是晚明的许学夷。面对七子派及胡应麟等人在"古体宗汉魏"的诗学宗尚影响下所形成的"诗弱于陶"以及陶诗属"偏门"的传统观念,许学夷推崇陶诗之自然风格,提出陶诗"自为一源"的论调,并进而指出陶诗之"流",实属难能可贵,这也反映出明代复古诗学演进过程中对陶诗批评的自我调节与逐渐体认。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

禅宗的“净心”思想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

近几年来,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禅宗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更已成为热门话题,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相继问世,表明人们的研究视野及研究领域突破了原先那种单一的、甚而有某些庸俗社会学性质的旧框架,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新天地,这无疑是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宗教与文学的综合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它还没有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比如心理学。

轩腾起伏尽其妙,尺幅千里巧编织——试从小说角度解读《琵琶行》

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僧惠洪在《冷端夜话》中这样评论白居易的诗歌：“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则评论白诗“用语流便”。综观前人评论,白诗之所以流传胡汉,老少皆懂,根本原因在于其明白晓畅。笔者以为,《琵琶行》之所以流传千古,除了语言因素之外,其故事、情节诸方面因素也是功不可没。下面不妨就此角度对《琵琶行》作新的解读。

近现代词学史上的文体批评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文体发展多姿多态,有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等代表性文体,辨体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从魏晋南北朝的《典论·论文》、《文章流别志论》、《昭明文选》发端,经唐宋到元明,出现了《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诗源辨体》这样专门探讨文体问题的鸿文巨制,文体批评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中国近现代词学是传统文学批评的延续,也是宋元以来词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更是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不但在词的体性问题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总结,而且还引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正名、辨源、甄体等方式力图建构起一门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文体学——现代词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