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通经”思想与《书目答问》经部著录分类探析

张之洞从“通经”思想出发,改变了古代书目“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的分类原则以及“以时为次”罗列经部文献清单的著录标准。《书目答问》首先区分“经”与“经说”,确立“正经”具有公理前提性,也是所有“经说”的对象和基础;其次,又将“经说”区分为“古注”与后续的列朝“经说”。前者是“经说”典范,故亦称“正注”,并成为后者的标杆。由此形成从“正经”到“正注”再到列朝“经说”的由源竟流的学术演进之迹;反过来,从列朝“经说”到“正注”再到“正经”的因流溯源,则成为“通经”从而表彰儒家经典价值的必由进路。至少就经部而言,“通经”的学术诉求比目录学自身的逻辑更为本质地制约着《书目答问》的文献著录与分类。

黎锦熙先生与《书目答问》

黎锦熙先生用张之洞名著《书目答问》一书作教材给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讲述"要籍目录"课程的情况是:一、将重点书籍四部分类法号码改换为图书十进分类法号码,以明古今分类法之不同。二、从《书目答问》的著录中选介学生应购、应读、应看之典籍,并予以评论。三、将选介典籍分为三等,各以符号标记之。四、补充张著未著录之重要典籍。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研究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在体例、书目的选择与分类、著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反映了同光时期的学术体系相对于乾嘉时期而言已经出现了某种突破和创新,具有十分明显的学术转型意义。透过《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能够清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具体内涵。

论张之洞《书目答问》的知识观和人才观

通过分析著录、分类、小注等书目因素可知,《书目答问》在列举书目清单的同时,也提出了迎合洋务运动诉求的新型知识标准和人才标准。《书目答问》从"宜读古书"和"今胜于古"两个看似矛盾的维度,突出了"实学"知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人才观:恪守"中体"的同时,培养兼及中西二学之"用"的经世人才,从而也改变了"士志于道"而耻于技艺的传统人才定位。这一文化战略体现了张之洞对国家前途的选择,即在坚守古典的前提下,激活被经史子集体系所框定的可能义蕴及其细节,并适度引进西学之用,以期扭转乾坤,实现国家富强的宏愿。讨论《书目答问》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既能超越目录学学科视域揭示《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也为探勘洋务派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提供了基于书目的观察视角。

《书目答问补正》经部析疑七则

《书目答问》为中国传统目录学入门之书,是文史研究者必备检阅之册,向来为士林所重,自问世起,风行至今。前贤时彦笺补不绝,对其纠缪补遗也日臻完善。但因古籍繁多,诸家经眼不一,故偶有舛误。以经部七则注释为例加以研读,发现或分类不当,或篇卷和刊刻时间有误,故使用时须详加辨正。

《书目答问》分类的几个问题

《书目答问》自清末刊行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欢迎,成为国学研究最基本的入门书目。然而,《书目答问》在分类上与其他主流书目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有一些是《书目答问》的分类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就这些方面予以讨论。

《书目答问》的时间维度--兼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

《书目答问》以“唐以前”为“古”,以国朝(清代)为“今”,“宋元明人从略”,形成聚焦于“古”“今”两端的时间意向,历史不再是匀质化的线性呈现。“古”是传统学术的价值源头,“今”具有学术上“资考证”与现实中“利经济”的意义。“古”“今”时间维度,成为判定传统学术意义的基本依据,也是《书目答问》建构书目体系的根本原则,说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十八世纪的知识结构与信仰体系,在近百年后的洋务运动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