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县级管辖下的司法制度

汉代县廷的司法制度,遵循着一整套既定的诉讼程序。首先是立案,待县廷作出立案决定后,才进入审理案件的程序,案件的审结与县令长的素质密切相关。汉代司法审判程序还有一些如爱书、证据、乞鞫、监禁等规定。县级审判为第一审级,逮捕一般平民无须出示系牒等等。

“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曰邛,皆夷种也。"据此记载及其他相关史料,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嶲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嶲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嶲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

文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所绘《海洋图》的图文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对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顺天大兴黄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研究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之后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蜀郡的设置与昭通政区之肇始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分置巴、蜀二郡,拉开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的序幕。张若、李冰为最早的两任蜀郡太守,而此时的昭通境域即有部分属于蜀郡。秦汉以降蜀郡凭借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以及得中原文化风气之先的历史机遇,对南中地区起到了广阔的辐射和强劲的带动作用,昭通政区的沿革演变亦与蜀郡的分合调整息息相关。

秦汉时期的郡尉与县尉——以出土简牍等有关考古材料为例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关于秦汉时期郡尉与县尉的记述有严重漏缺,影响了人们对于当时我国地方行政制度性状的全面认识。由宋代洪适所著《隶释·隶续》一书中所收录的汉代碑刻以及当代所出土居延汉简与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尉与县尉的一些内容来看,我国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中民政、民事与军事、治安的管辖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立与条块的分割,地方上不是实行的一头政治;相对于后代,秦汉时期在各地的统治据点要多。亦即,当时它们每个郡之中几乎都多出了两个郡城(即两部或三部都尉),而每个县也是这样(即有的县县尉单独有自己的小城)。

《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正误--以与今北京地区有关的州、郡为例

《隋书.地理志》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北京地区的某些州、郡、县建置沿革,前后矛盾,疏漏多见,往往无所适从。本文试以《隋志》之玄州、平昌郡及《旧唐志》幽州大总管府、玄州、三河县、密云及燕乐县为例,加以考辨,以正其误。

四川安岳来凤乡圣泉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圣泉寺摩崖造像位于四川安岳来凤乡胜前村,共13龛,可识别的题材有一佛四天王、道教造像、五十三佛、地藏、三世佛、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变、观音地藏和地藏十王变。该处造像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是一处较典型的前后蜀时期造像点,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不安的边缘:羌人南迁与“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递变

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大量夷民内属,同时也不断向南迁徙。"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渠县发现的巴族青铜铭文戈考析

渠县发现两件青铜铭文戈,一件是巴族铜戈,其上铭文是巴族文字;一件是蜀族铜戈,其上铭文是蜀族文字。

嘉庆《新安县志》研究

嘉庆《新安县志》纂修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广东省新安县(包括今深圳市大部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状况的官修志书。主修者时任新安县知县舒懋官,受家族影响,加之自身才华,对方志修纂着意颇深。结合历史和时代变迁,通过自身实地调研,在对康熙《新安县志》等旧志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纂修出一部体例完善、记载翔实的上乘佳作。嘉庆《新安县志》的体例为纲目体,凡二十四卷(不包括卷首),共十三门类,篇幅和内容比康熙《新安县志》多了近一倍。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体例精当,内容详实;凸显特色,彰显人文历史;重细节处,叙事准确,相比旧志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新安县的人文地理风貌。嘉庆《新安县志》是目前记载深港两地古代历史状况仅存的两本方志之一,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文化底蕴和军事活动等方面对其史料价值进行挖掘,有利于深入研究深圳和香港两地的古代历史,密切两地人文交流,增强香港同胞的民族认同感,构建人文湾区。从文化视角来看,该志书蕴含着深港同宗同源的历史文化资料,同时也包含着深圳和香港独特的民俗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深圳和香港的客家移民文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苏轼当涂行踪交游考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北宋文坛巨擘苏轼曾与当涂古邑有过不解之缘。通过苏轼有关诗文的考察,钩稽出苏轼一生曾三过当涂,并与当涂籍著名诗人郭祥正等多有交往。研究苏轼在当涂的行踪交游,无疑对研究苏轼生平及当涂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宋恕县政改革思想管窥

作为近代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宋恕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在他的地方基层政权改革思想中,其县政改革主张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他把设立县议院放在核心位置,进而将该机构的职能辐射到其他如纠察、地方财政、推举地方贤能、教育及服务性行业管理等领域。然而,由于对议院政治认识上的缺陷,他的这种改革思想并不能解决当时基层存在的诸多弊病。

宋《蜀川胜概图》奉节段山川名胜考

本文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田野考察,对宋《蜀川胜概图》中奉节段的山川名胜方位和名称进行了考证,并进一步探讨了《蜀川胜概图》的创作年代及作者问题。

秦并蜀初期蜀地建置探究

陕西“斯离铜鉴”的出土为研究蜀地入秦初期的建置形态提供了新的史料。利用二重证据法,以辨析该时期蜀守的设置为切入点,探究在此期间秦王对蜀郡守的任命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初期蜀地建置历经“郡县制—郡国并行制—郡县制”的变化。结合史料分析秦在蜀地推行郡国并行制的演变过程及其成效,由此窥探秦在蜀地实行怀柔政策的根本缘由。

西汉“肩水县”设置辨正 --兼析《汉书·地理志》因何失载肩水都尉

有学者据居延汉简140.5释文中出现的“肩水守县尉”提出西汉时张掖郡辖有不载于《汉书·地理志》的肩水县。但过去对简140.5的释读存在问题,通过对汉简中字形的对比,“守县尉”当为“守城尉”之讹。其他相关材料亦存在误读,西汉实无“肩水县”建制。肩水都尉防区不存民政县,《汉书·地理志》的史源是民政上计记录,西汉都尉不领县治民,不单独民政上计,在《汉志》中附丽于所治县下记载。肩水都尉无所依附,故失载于《汉志》。

周瑜故里在庐江之若干举证

周瑜是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军政人物,他为辅佐孙吴集团创立江东基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瑜故里究竟在哪里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基于对周瑜的家族族望地、出生地"舒县"的历史沿革和周瑜墓的考证,以及近年来《庐江周氏宗谱》的发现,尤其是最近庐江对汉代大城坂遗址的初步勘察,进一步证明周瑜故里在今天的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孙子故里“惠民说”再证

近20年来关于孙子故里的争论共有三大分歧,即孙书采邑乐安是不是孙子故里的所在?乐安今望在何处?孙武是不是孙书之孙?以孙书采邑乐安与孙氏的得姓之源、祖籍之地、郡望由来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根据,论证了乐安是孙子故里的真正所在。从先秦封邑制度,古代孙氏族谱中乐安名称的演变,《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的体例,唐改棣州为乐安郡的背景和唐以后以乐安爵号封孙氏的史实等五个方面,论证了今山东省惠民县是孙子故里的唯一所在。综合各种史料驳斥了否定孙武是孙书之孙从而否定孙子故里在乐安的错误意见。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铜器三题

1977年冬、1978年2月,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村发现和发掘了两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其中,两件青铜鼎和两件青铜罍的形制、装饰纹饰具有早期青铜器特点,当为"古式"青铜器。车马坑内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可能与铭文中习见的"旅器"有关,表明这些祭器并非用于宗庙祭祀,而是"外用"之器。墓葬出土的青铜缶及青铜甗形盉为典型的"群舒"风格器物;此外,鲁东南地区出土的双耳兽首鼎形匜、青铜鼎耳装饰"点线纹"的作风也可能与"群舒"文化因素相关。

甲骨卜辞“疋”地考

甲骨卜辞中有个地名"疋"。通过甲骨文材料、传世文献资料、出土器物综合分析,"疋"的地望在陕西省汉中盆地中东部的城固、洋县一带,其核心区域在湑水河下游两岸的平原地带。"城洋铜器群"可能是古"疋国"的文化遗物。

对《农政全书》中诸葛升的考证

诸葛升因其《垦田十议》被《农政全书》全文收录而留名。据考,诸葛升生活于明万历和天启年间,先后任凤阳府定远知县、汾州府临县知县、庐州通判、陕西庆阳府宁夏专城同知等职,有著作传世,代表作是《垦田十议》。诸葛升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定远任上,撰农书、劝垦植、教稼穑、给籽种,还兴建了响水坝、陶家堰、楚泉堰和汉泉堰等多处水利工程。迁临县后,诸葛升赈灾减税,安抚民生,并在碛口修筑湫水河坝,引水灌溉,保障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诸葛升对农业的贡献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社会精英、上级官员和当地百姓的一致肯定。通过诸葛升的个案可以清楚看出县官和社会精英在农业知识建构与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