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义关系巧分析——《说文解字》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本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理论基石,以汉字中的同音字、形近字、近义字、繁简字为研究对象,从形义关系的角度分析构成理据不同的同音字、类别不同的形近字、细微差别的近义字,偏旁不同的繁简字等,揭示汉字字形和字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为汉字学习和汉字教学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与狼共舞:《说文解字》狼文化意识精义锥指

20世纪以来,狼文化崛起于中国文坛,尤以《狼图腾》影响最大。《说文解字》作为忠实记录中华文明的字书元典,折射了先民对狼之认知历程,以《说文解字》与狼有关的字词训诂为考察目标,从汉字文化学之理论视阈,在万物有灵、铁血精神、生态文明三大维度系统剖古代中国狼文化意识。狼因其勇猛、执着、群居习性与人类的坚忍不拔、团结奋进和集体主义精神相似而被剔选为灵瑞动物、血缘始祖和氏族图腾,进而升华成敢于亮剑、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铁血精神。“虎狼之仁”“狼不残亲”等动物理念演绎为“万物同齐”的古典哲学论断,对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世价值及经典案例。《说文解字》狼文化嬗变历程就是一部炎黄子孙赓续祖志、发愤图强、永不言弃的民族秘史、励志传奇。

《说文解字》中古文的音化考释

《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分析字的形体、说解字义、辨明读音,保留了诸多珍贵的文字形体,其中古文数量相对较多,据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统计,共得521个古文形体,对应《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共462个。选取古文中本来并非形声字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形声字的例字,考证其音化过程,这些例字或添加某些声符,或本有声符发生音转,或声符发生变化等,文字形声化过程与文字形体和意义的关联密切。

《说文解字》中的“二字相合”对称字

对称是汉字构形的一个基本特征,《说文解字》中有一类特殊的对称字,即“二字相合”对称字,这类对称字是由两个汉字一上一下或者一左一右相互组合而成的对称符号。以《说文解字》为底本,分析“二字相合”对称字的分类、形义关系以及成因,进而反映汉字发展的部分规律。

《说文解字》“仓”及相关问题研究

在《说文解字》“仓”字基础上,通过分析传统文字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仓”字的解释,探讨“仓”与“苍”的字际关系,发现“仓”是本字,“苍”是在“仓”的基础上分化而来的。“仓黄”有表示“颜色”和“急遽”两个义项,表“颜色”义先于“急遽”义产生,且唐代之后,多用于表“急遽”义,表“颜色”义逐渐消失。

“说文解字进课堂”实施模式及策略研究——以漯河市“说文解字进课堂”项目为例

“说文解字进课堂”项目立足中小学课堂,着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过十年的研究实践,总结提炼出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与教学模式,活化了《说文解字》、优化了识字教学、深化了汉字教育,让《说文解字》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丰富了识字教学乃至语文教育教学的理论,增进了中小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情感,使汉字文化血脉在新一代得以更好延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探索了实践路径。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说文解字》牛部字与相关文化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字典的诞生。《说文解字》“牛部”收字45个。本文对牛部字进行详细分类,分为自然之牛(牛本身)、文化之牛(与牛相关的文化)及其他类别,按照许慎“六书”造字理论将牛部字分为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三类,并以此来探寻《说文解字》每部之下各字的编排特色以及牛部字体现的特有文化。

《说文解字》空部首成因探析

学术界对《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空部首关注较多,但对空部首是否当立及其存在的原因,看法各异。按《说文》一字必入一部的编排体例来看,36个空部首无法归入其他部首,只能进入部首系统。空部首之所以没有部属字,是因为少数空部首,没有作义符参构他字,多数空部首,其参构字或者进入部首系统,或者选择归入另外的部首。空部首是《说文》立部与归部原则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其存在是合理的。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说文解字》马部字的六书分析

《说文解字》是一部解说汉字形、音、义的著作,其中马部共收字115个,新附字5个。通过从六书的角度对马部120个字进行分析并归类,共分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四类,由此可以看出马部字齐全的造字方法。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基于“说文解字”的概念教学设计及实践——以“周长”为例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以“周长”为例,阐述“周”“长”汉字的发展、周长概念的起源及含义,将“说文解字”的方式融入小学数学概念教学,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种新颖的、注重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概念教学设计理念。

《说文解字》多形字误释及其原因

《说文解字》中多形字共78个,其中分析失误的有29个。其失误有三种情况:象形字误以为多形字,会意字误以为多形字,一般的形声字误以为多形字。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迁就《说文解字》形义结合的体例,二是忽略汉字发展中形体的更迭,三是字形分析主要立足于汉代的小篆。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说文解字》在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在古诗词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是用经典解释经典,这样不仅可以探寻文化传统,减少“以今释古”带来的认知偏差情况,而且可以循序渐进地增加学生的汉字知识储备量。教师在高中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应注意遵循适度性原则、趣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采取“认识构字规律,辨析诗词本义;构建词义系统,理解诗词内容;品味文字之美,鉴赏诗词情感;拓宽文化视野,探求诗词文化”等策略,使课堂更具趣味性和知识性,从而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国际汉学视阈下许慎《说文解字》文献整理与研究

许慎《说文解字》在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海外学者研究《说文解字》已长达数 百年时间,成果颇丰;在国际汉学视阈下对《说文解字》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现状,能够为推动许慎《说文解字》 国际化发展传播提供帮助。

《说文解字》从“犬”字的归部理据探索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中存在由同一义符参构的一组会意字被分散归入各部的现象,这与同义符的形声字(单体)都随义符统归一部的归部原则不符,且许多字由多个义符参构而成,《说文》选择某一义符的归部原则不明。以《说文》从“犬”字为例,分析部内字中纯表意字、亦声字的归部,发现其归部基本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少数例外由于自身字形体特点和《说文》部首制约的字依据“据形系连”的原则归部。

纵死犹闻侠骨香:《说文解字》侠文化精神蠡测

侠属一种隐性文化,在民间极有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深远。《说文》作为中华字书元典反映着史前至东汉炎黄子孙的五经话语体系,故以《说文》涉侠字词为研究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武术文明、社会正义与天下兴亡等三个方面集中剖阐中华先民的侠文化精神。研究表明:侠最初是上古君王、贵族或人臣养的剑客、刀客等,他们武艺高强,精通各种兵刃器械,且仗义疏财、知恩图报,具有高尚的道德规范。随着大一统历史进程的深入,侠被时代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如建功立业、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等新内涵的融入使它真正担当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从武士至君子再到爱国者的形象转变凸显侠文化的日臻完善,《说文》侠文化给中华文明史贡献了正能量、源动力、好声音,其价值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