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校勘特色探析

[目的]探析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一书的校勘特色,以期为后世研究《金匮要略》提供参考。[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分类整理《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书中校文,并结合中医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结果]丹波元坚是日本江户时期汉方医学考证派的泰斗。《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其父《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以下简称《辑义》)的补注本,汇集三十年学术积累。《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书中广备精良校本,校勘态度严谨,运用“不径改原文”的校勘方式,结合医理,四校合参,对所校内容审慎从事,不随意否定,精详校勘经文,补订《辑义》未尽之处。[结论]《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金匮要略》的优秀注本,探析其校勘特色对当今中医古籍整理与《金匮要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注释特色探析

[目的]探析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一书的注释特色,以期为研究《金匮要略》提供参考。[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将《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一书中所载注文进行归纳整理,结合《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句读》《礼记》等书的相关论述,对《金匮玉函要略述义》的注释特色进行系统阐发。[结果]丹波元坚是日本考证派泰斗,《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其为辑补其父《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之未尽而作。书中注文博采先贤典籍,考释与集注并存;精通小学知识,精准辨析通假字、古今字;汇纂诸家学说,评述前人注解得失;阐发治验心得,为临床施术提供参考。[结论]《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金匮要略》的精良注本,汇集丹波元坚近三十年仲景学术研究精粹,系统研究此书对《金匮要略》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唐律疏议》词语杂考

唐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唐律疏议》是古代法制文献的典范 ,在中国及世界法制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学者 N·麦考密克曾指出 :“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正确理解与阐述我国古代法制文献的语言 ,不仅对了解、研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本文选取《唐律疏议》中法制词语八例 ,其中或为目前大型语文性辞书所失收 ,或为前人疏解不当及有未尽之处者 ,参以其他文献用例 。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作者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 而且编排格式独特, 似与唐五代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源头。

敦煌文献中的游艺资料研究--以敦煌书仪所见中古大族游艺为中心

敦煌书仪中所记载的游艺活动,因其被纳入中古世家大族的礼仪准则而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主要表现在游艺实践中有着严格的程式规范,世家大族节日游艺活动的盛行,游艺在世家大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功能三个方面。对这三个特征进行释读,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游艺阶级属性的探讨,丰富人们对中古世家大族社会文化生活的认识。

论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

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以某一体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体裁语言研究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使其在收词、立项、释义、举证等诸多方面出现疏漏。在研究中以敦煌书仪为例,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从词目收载、义项设立、词义解释、书证列举等方面来探讨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对解决这一问题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雏形《新罗殊异传》中的女性形象

朝鲜古代小说的滥觞,是9至10世纪的《新罗殊异传》中的志怪、传奇一类的作品,如《竹筒美女》《首插石楠》《虎愿》《仙女红袋》(又名《崔致远》或《双女坟)》等。在这些作品中,《仙女红袋》和《金现感虎》(又名《虎愿)》中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善良、宽容的品质和忍辱负重、坚韧持守的精神。

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的制作年代为载初元年(689)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反映了一种与《唐律疏议》第294条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卖期亲卑幼的律文。从《贼盗律》残片所反映的武则天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到《唐律疏议》,唐律及其疏议显然是有过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既涉及形式方面,也涉及内容方面。同时,《贼盗律》残片与《养老律》《唐律疏议》的异同,也折射出从永徽律疏到《唐律疏议》的递嬗演变,为《唐律疏议》系开元律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持。

《唐律疏议》词语考释

唐长孙无忌等所撰的[1]《唐律疏议》是古代法制文献的典范,在中国及世界法制史上均占重要地位。德国学者N·麦考密克曾指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①正确理解与阐述我国古代法制文献的语言,不仅对了解、研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本文选取《唐律疏议》中法制词语七例,其中或为目前大型语文性辞书所失收,或为前人疏解不当及有未尽之处者,参以其他文献用例,加以考释。

书仪源流述论

对于敦煌出土书仪类文书的源流,前人有过不少研究。但是学者多专注于书仪内容的源流,而忽视了对书仪这类体裁最初产生和其体裁源流的研究。从书信的发展史来看,书仪大概产生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仪体现的是世族风范。唐代综合类书仪的内容丰富,体制也趋于完善,有唐一代书仪向着通俗化与日用化的趋势发展。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下大量产生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实质上是综合类书仪中官场书仪的扩大化与专门化,不能代表书仪类文体的发展趋势。宋元以后书仪逐渐发展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类著作。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意象衔接探析

意象不仅是诗词的灵魂,而且是重要的衔接手段,它为诗词语篇连贯性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保障。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为指导,从意象衔接的角度出发,从象征性意象、神话类意象和夸张性意象三个方面,对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意象在诗词语篇中发挥的衔接功能,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赏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校证

敦煌文献唐代郑馀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书仪,对了解唐代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周一良、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中率先对此书仪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阐释了书仪的基本内容。不过由于是初次梳理,在字形辨识及词句理解方面存在不少疏失。本文针对周、赵二氏在书仪第二篇《节候赏物》的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订正及解读意见,以使读者准确理解书仪的内容,从而正确认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

由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引发的思考——近代海州的“树艺公司”个案研究

甲午以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更多的上层士绅开始弃置官场空泛的议论,走上了实业之路。投资农业、建立新式农垦企业是他们投身实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文章以近代海州一个著名的农垦企业———"树艺公司"为个案,主要通过对该公司招股揭贴这一商业行为的剖析,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在近代海州这块土地上的渗透,以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与实践意义。

《唐律疏议》容隐制度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容隐制度的法律规定由来已久,《唐律疏议》对容隐制度规定体系之完备、种类之齐全,为后世留下了典范。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容隐制度匿迹,《唐律疏议》对容隐主体、容隐行为和容隐不适用犯罪的规定,为我国刑法容隐制度的重新回归提供了渊源并指明了方向。同时,容隐制度的法律规定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追求,为保障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上的借鉴之处。

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许渊冲英译的语义文化诠释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所做的为数不多的既表达私人情感、又怀念革命友人的诗词之一。从文化历史、文本内语义以及诗人和作品等几个不同的视角对原诗词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宏观与微观的多维度的语义考察和文化论证,并借考察和论证来对许渊冲先生的英译进行语义观照。

论《楚四家词》及其词学价值

《楚四家词》是清代中后期词坛的一部重要丛编,由遵义唐树义于清道光乙未年(1835年)刊刻。该词集收录了湖北籍词人刘淳的《云中集》、张其英的《角山集》、王柏心的《子寿集》,词作共计73首。本文以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光乙未刻本为文本依据,通过对该丛编中所含词集词作的题材内容、词学观念的分析,并结合具体的词作进行细致论述,以揭示该丛编在清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

《唐律疏议》词语考释

《唐律疏议》是研究唐代词汇不可多得的宝贵语料。文章对其中"别籍"等七个词语进行了考释。

近代福建两部鼠疫专著

自清光绪十年(1884)开始,鼠疫在福建流行68年,危害广泛。中医人士积极探索治疗的良方,编纂医书,把刊印传播医书作为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其中,近代名医郑奋扬《鼠疫约编》与李健颐《鼠疫治疗全书》两书影响较大,本文对两部专著的学术特点和成就进行评介。

1975年的孙犁——以2021年版《书衣文录全编》为中心

2021年版《书衣文录全编》共三册,是对2013年版两卷本《书衣文录》的补充,增加了之前未曾面世的诸多内容。孙犁在“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中,用书衣上的文字记录了情感生活与生存现实。1975年的书衣文占据整部书衣文录的三分之一,其中既有如露如电的晚年之恋,又有与挚爱书籍的黄昏之恋。深处困境的孙犁在修整书籍的同时,在书衣上表达着对文坛与社会的思考。这些简短而理性的文字,在彰显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与社会生态的同时,为孙犁“复出”做了美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