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助力数字人文研究的实践探索:SikuGPT驱动的古诗词生成研究

[目的/意义]诗词创作是数字人文领域自然语言生成研究的重要方向,对古诗词遣词造句的版本争议判断、自动诗词问答等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当前尚未出现能够自动生成繁体中文古诗词的预训练模型,已有研究着眼于根据使用者需求创作不同风格的简体古诗词。[方法/过程]文章基于CLM使用繁体《四库全书》无标点语料、繁体中文古诗词语料在gpt2-chinese-cluecorpussmall上进行继续预训练构建SikuGPT2、SikuGPT2-poem模型。采用困惑度、BLEU、专家打分、图灵测试等验证模型性能。[结果/结论]实验显示SikuGPT2-poem模型困惑度较低,生成的诗歌BLUE评分较基准模型低0.053左右,在人工打分中较基准模型平均高1.93分。总体而言,文章提出的模型表现优异且通过图灵测试,提出的古汉语生成式系列模型的预训练语料集尚小。模型在古诗生成方面表现较好,但尚不能满足赋、曲等体裁的需要。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考略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为四库存目之书,现存两种,一种为藏书家孙仰曾呈献之明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种为近年新发现的两淮盐政李质颖采进之清抄本,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文章对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的版本、源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秘阁元龟政要》中关于该书的撰者、撰写时间、阙佚等进行了考证。经考证,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内容丰富,可以补《明太祖实录》《东潜文稿》等历史文献之不足,还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白朴及其词批评辨疑——以《四库全书总目·天籁集》提要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从四个层面形成了对白朴及其词批评的一次官学定位,但其金代遗民身份的确立,既缺乏文学作品依据,也不符合词人“情志”的事实;在《天籁集》版本流传上,刻意营造“世久失传”“沉晦百年”的传播状况;词作风格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界定,为后人的理解制造了困惑;在词史定位上,过分夸大白朴的词学成就,将其塑造为承接宋元词坛的最重要的过渡性词人。《总目》对白朴其人及词的重视在于“钦定”之用,即借着文学批评之机评判文人、划定朝代归属,既而完成对文学史的建构,且尽可能扩大金代文学的内容和分量。其原发性问题在于,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以达到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和牢固性找到充足的依据和理由,由此实现政治对文学的深度介入。

2000-2014年《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4年间大陆、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发表的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著,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

黄瑜《双槐岁钞》之内容及价值考——兼补《四库全书总目》一则

黄瑜《双槐岁钞》主要有几方面内容:第一,以当事人的身份记载明代前中期诸多名人言行;第二,记载明代前中期典章故事,尤其详于成化时事、科举故事及边境故事。《双槐岁钞》内容丰富,既有助于认识明代名人,也有利于认识明代前中期政治。《双槐岁钞》有些记载为后人征引,有些记载较之其他著述更为详尽、更有条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双槐岁钞》“然亦多他书所载,无甚异闻”之评价欠妥当,应肯定《双槐岁钞》之价值。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前行色与元代教坊组织结构考

前行色发源于唐宋,是元代教坊、云和乐等音乐机构或乐部中的新设分支。前行色,主要用于仪仗导迎及嘉礼进酒仪等,往往由戏竹、歌工以及演奏排箫、箫管、龙笛、板等乐器的乐工组成,而非登歌及舞者。每队前行约十人左右,按戏竹、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歌的次序列队。宋代参军色与金元前行色同级,但前者重戏,后者重礼。元代教坊基础性管理体制,可分为四级:司、署、部、色。其中司、署,乃音乐机构行政单位,部、色,为音乐表演组织单位。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音乐机构的建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翻新小说”的破体与“四大奇书”的近代经典化

近代“翻新小说”以新的文本结构与意义体系对“四大奇书”展开“翻新”和“反演”。相关创作采用拟古论今的策略,促使“四大奇书”在“翻新小说”的文本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尤其是陆士谔以“诙谐”笔墨与“游戏”态度,抓住“有奇何妨共赏”进行“四大奇书”文本的新构,推动了“四大奇书”被架空的文本体系与近代“价值系统”之间的契合度。“翻新小说”以人物故事的可感形象与可读趣味深化了“四大奇书”文本特征与意义的多元性。此类创作现象不仅增加了“四大奇书”的关注度亦有文本的扩容,有助于强化“四大奇书”的经典性及其在近代的存在意义。

江苏仪征籍《四库全书》馆馆臣研究

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历史见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逐渐形成盛世修书的通例。清乾隆时期,为全面总结、系统整理历代存世典籍,历时近二十年,汇集数百位饱学之士,在对先秦至清中期重要典籍辑佚、校勘、考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中华典籍集大成的《四库全书》,不仅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宏大堪称史上之最,还直接推动了乾嘉时期朴学之风的兴盛。论文以仪征一县之境为视角,希望通过对仪征籍四库馆臣的研究,窥探这一历史时期仪征的文风之盛。

《四库全书总目》明清诗文评提要文献征引辨误

《四库全书总目》虽系目录学之作,也包含着文学批评的内容,凸显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有关明清诗文评提要,主要体现在版本叙录、文献征引和批评观点等方面。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诗话史等研究影响较深。于文献征引而言,馆臣撰写明清诗文评提要时,参阅了大量明清诗文评原著文献及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明清诗文评提要文本内容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为其批评观点提供依据。细阅明清诗文评提要中的文献征引内容,可知其存在错误主要如下:臆改引文致误、引述作者不当、誊录书名不确、征引内容存误、前后信息抵牾和文献出处标错等。对这些文献征引错误辨证,亦有助于明清诗文评文献研究的深入。

莫友芝标注《四库》之贡献论析

莫友芝为《四库》作学术标注而撰著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中国晚清至今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享誉古今。但是学术界从来没有人从四库学的角度专题研究莫氏的高水平学术标注。论文考述《郘目》的编撰体例,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研究莫氏《郘目》关于《四库》未收书、存目书以及《四库》异同之说的学术标注,揭橥《郘目》标注的类型、特点、卓见及其创新价值,研究《郘目》羽翼互补完善《四库》版本缺失的学术文献价值,研究《郘目》标注在四库学发展中树立学术标高与里程碑的启迪示范价值,旨在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里的文字鲜活起来,古为今用,走进当代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服务国家当下古籍整理传承发展工作,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十二种明清总集提要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传统目录学领域的一部经典文献,虽已有较多的研究论著面世,但在编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粗疏、含混、讹谬、抵牾之处仍需考订研究。本文以魏小虎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为底本,针对总集类中仍存在问题的十二种明清总集一一进行分析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法帖文献部类分布与清中叶政治学术思潮关系

文化史研究需要把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经济、学术等因素中加以阐释。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受时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潮与士人文化心理的影响,形成错综复杂的脉络交织。法帖本因书法学习而产生,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或被视为经部字书文献,或被视为史部金石文献,或被视为子部书法文献。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从官学视角出发,将法帖文献收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与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强调其裒辑文字、裨益经史之功,而忽略其书法鉴别之艺。其部类分布受到清朝政治权力、乾嘉汉学思潮、清代金石之学与碑学书风等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四库全书总目》加以研究,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文化流派、文化审美与文化知识谱系的多元研究,拓展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论《四库全书总目》杂事小说的善本标准

《四库全书总目》蕴含着四库馆臣的小说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小说善本观上。在文献地位上,四库中的杂事小说善本不同于其他善本,杂事小说之外的古籍善本一般是其他版本的底本,四库总目中的杂事小说善本则是史学的校本、补充本。当一个杂事小说同时满足了记述近实、其论近正和材博言简三大善本标准时,那么其再也不是四库馆臣笔下的“小说”,而更像是一部庞大的纪事体史书,这传达出四库馆臣务实求真以有裨于史的小说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考述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缺书、缺卷访求目录。目前可见到的版本有两种:除了通行的铅印本,还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山大本、铅印本《待访目》存在差异,分别反映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阶段的补抄情况。山大本是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之间编写的,而铅印本是袁嘉谷在宣统年间修订的。《待访目》反映了丁氏“光绪补抄”的历史细节,也体现了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对文化事业的推动。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

四库馆臣引前人评论韩愈语、将韩愈文章言论经典化、为韩愈辩护,体现了《总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总目》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将“韩柳”作为古文典范的代称,认为韩愈、柳宗元是文章演进的重要一支,但《总目》整体上以尊韩为主,以柳宗元等人为韩愈的应和者和追随者。出于对正统学术观念的继承和道统的维护,《总目》尊崇韩愈的倾向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 ,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 ,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

基于曶鼎铭文“匹马束丝”的纺织度量考辨

对于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之"束"的解读,考古学界很少关注,导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皆因中国古代纺织度量系统研究缺席所致。基于对中国古代纺织度量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文章认为: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的"束"乃织物规格的度量,1束=5匹,非传统历史学界认为的捆扎容积单位;南唐徐锴的蚕丝度量是有问题的,他把认识问题说成了工艺问题;1两=1匹=2端=4丈=5寻=40尺、1束=5匹、1纯=2两或5两;文学作品中"九张机""百张机""四张机"中的"张"并非织物规格单位而是操作织机的意思。此外,对古代织物精密程度单位"升"进行现代性解读,以期更好地弘扬中国古代纺织文化。

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

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一种新旧并存的二元格局 ,因新式小学堂与私塾在新旧教育体系中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故这一格局在初等教育领域里的表现尤为明显。清末民初 ,私塾仍占有相当比例 ,非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 ,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 ,又存在互补与传承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