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考略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为四库存目之书,现存两种,一种为藏书家孙仰曾呈献之明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种为近年新发现的两淮盐政李质颖采进之清抄本,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文章对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的版本、源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秘阁元龟政要》中关于该书的撰者、撰写时间、阙佚等进行了考证。经考证,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内容丰富,可以补《明太祖实录》《东潜文稿》等历史文献之不足,还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采进本与清代医学知识之共享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著存医学典籍197部,文献来源主要为敕撰本、永乐大典本、内府藏本、通行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六类,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分别占48.71%和25.41%,构成医家类文献的主要来源。对采进本地域归属及医者籍贯的量化考察,可以反映自明以来到清中叶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主的江南医学发展的繁盛。由政府主导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将散布在各地的历代书籍聚拢于中央,进行统一整理与编纂,作为一部大型知识集成承担了清代知识社会的“智库”角色。江浙地区私人藏书家医学书籍的进献,从秘不外借到公开阅读,使得医学经典得以重现。“南三阁”面向社会的开放亦广开医学知识共享之便利,进而推动了清代江南医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以书籍为主体构建起来的医学知识共享,为习医人士把握医学典籍和医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门径。

《四库全书总目》编选“小说家类”的文体观

小说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兼有诸多文体类别的综合性文类,它包含的文体类别相当庞杂。《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官修书目,对“小说家类”的文体录入有一套较为详细的入选规则。从四库馆臣的编选观念来看,追求“惟其词之是”的文辞,推崇魏晋六朝的语体风格,对于语言鄙俗、过度伪饰、怒骂叫嚣的文章则一概否用;在小说的叙事方面,提倡“约而该”的叙述方法,对“敷衍成章”的文章则不予入编;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文章之用应“以资考证”。四库馆臣的著录态度与当时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及其所追求的文风相关。

黄瑜《双槐岁钞》之内容及价值考——兼补《四库全书总目》一则

黄瑜《双槐岁钞》主要有几方面内容:第一,以当事人的身份记载明代前中期诸多名人言行;第二,记载明代前中期典章故事,尤其详于成化时事、科举故事及边境故事。《双槐岁钞》内容丰富,既有助于认识明代名人,也有利于认识明代前中期政治。《双槐岁钞》有些记载为后人征引,有些记载较之其他著述更为详尽、更有条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双槐岁钞》“然亦多他书所载,无甚异闻”之评价欠妥当,应肯定《双槐岁钞》之价值。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明清诗文评提要文献征引辨误

《四库全书总目》虽系目录学之作,也包含着文学批评的内容,凸显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有关明清诗文评提要,主要体现在版本叙录、文献征引和批评观点等方面。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诗话史等研究影响较深。于文献征引而言,馆臣撰写明清诗文评提要时,参阅了大量明清诗文评原著文献及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明清诗文评提要文本内容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为其批评观点提供依据。细阅明清诗文评提要中的文献征引内容,可知其存在错误主要如下:臆改引文致误、引述作者不当、誊录书名不确、征引内容存误、前后信息抵牾和文献出处标错等。对这些文献征引错误辨证,亦有助于明清诗文评文献研究的深入。

莫友芝标注《四库》之贡献论析

莫友芝为《四库》作学术标注而撰著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中国晚清至今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享誉古今。但是学术界从来没有人从四库学的角度专题研究莫氏的高水平学术标注。论文考述《郘目》的编撰体例,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研究莫氏《郘目》关于《四库》未收书、存目书以及《四库》异同之说的学术标注,揭橥《郘目》标注的类型、特点、卓见及其创新价值,研究《郘目》羽翼互补完善《四库》版本缺失的学术文献价值,研究《郘目》标注在四库学发展中树立学术标高与里程碑的启迪示范价值,旨在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里的文字鲜活起来,古为今用,走进当代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服务国家当下古籍整理传承发展工作,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考述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缺书、缺卷访求目录。目前可见到的版本有两种:除了通行的铅印本,还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山大本、铅印本《待访目》存在差异,分别反映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阶段的补抄情况。山大本是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之间编写的,而铅印本是袁嘉谷在宣统年间修订的。《待访目》反映了丁氏“光绪补抄”的历史细节,也体现了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对文化事业的推动。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

四库馆臣引前人评论韩愈语、将韩愈文章言论经典化、为韩愈辩护,体现了《总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总目》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将“韩柳”作为古文典范的代称,认为韩愈、柳宗元是文章演进的重要一支,但《总目》整体上以尊韩为主,以柳宗元等人为韩愈的应和者和追随者。出于对正统学术观念的继承和道统的维护,《总目》尊崇韩愈的倾向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2000-2014年《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4年间大陆、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发表的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著,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的学术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顾炎武学问淹博、考证精详,频繁征引其说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则颇有微词,反映出学术风气的嬗变。对顾氏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疏漏讹误,亦一一予以驳正,既反映出考证之学的精进,也反映出四库馆臣务求持平的求是学风。

清代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深受清代汉学思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总目》六经次序的排列上 ,还体现在其推崇汉学的“征实不诬”、“考证欲详”以及“复汉唐之古”。其对宋学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学风的妄谈臆断 ,穿凿空疏 ;二是开“门户大判 ,仇隙相寻”

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体系

古典书目通过对文献进行价值区分引导文献切合政统所需的价值预设传统,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建构学术批评体系的文献原则。在此基础上,《四库全书总目》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为指导,通过对文献生产主体的归并来筛选批评对象,并通过限定文献生产主体的介入方式实现学术批评体系的运行。在清代政权的保证与强化下,《四库全书总目》通过文献生产主体的区分来实现文献价值的区分,最终确立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批评体系。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谈《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笔记的著录

《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其中实际收入《四库全书》197种,存目55种,对宋人笔记的著录有着严格的考量,推崇"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和"说部之佳本"。《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笔记的作者及版本源流作细致的考证,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发公允议论之声,由此可窥探出四库馆臣乃至清初士人对宋人笔记的认知。

略论《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史家意识

编纂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进入成熟、总结阶段的目录学巨作。它在开展规模宏大的文学批评时,始终站在清代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与文学批评的理论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批评的历代作品,并以提要形式进行评论,凸显出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判断和史家精神气象,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的成熟与完善。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学成就

《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目录学的巅峰之作,蕴含了丰富的辨伪成果和思想:它在"凡例"中提出"一一详核""不使滥登"的著录原则,充分体现了其辨伪的理论高度;通过追查文献真实作者、考证传授统绪等多种方法揭示了许多伪书的本来面目;结合伪书出现的时代背景对伪书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大量通例性质的致伪原因,如当时印刷术不发达、战乱及学派之争等。《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学成就为后人的辨伪实践和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尔雅》三题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乾隆时期一部大型的官修目录,收书万余种。《尔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原典,自汉代开始就有不少人为之作注。但《总目》对《尔雅》在历史上的研究情况,并未能做到辨其学术、考其源流,而从类目调整来看,它却是我们研究学科发展演变轨迹最好的助手。《总目》对《尔雅》研究中一些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精当且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今人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