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黄老学术兴盛于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的近二百年间,出现过许多学者与相应的学术著作,但到今天能看到的却已经不多了。从司马迁父子共同写作的《史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带有某些黄老苗头的先期人物和黄老标本人物。因此,《史记》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黄老思想、黄老人物的载体。司马迁根据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的理解,有选择地接受了黄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发展:在政治上赞赏清静无为;在经济上提出了工农商虞四者并重,以及"善者因之"的宏观管理理论;在法律上主张公平执法,权不逾法;在军事上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与奇计诈谋相结合;在生死观与处世哲学方面对黄老思想有重要突破。因此,司马迁以及《史记》应该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 ,社会历史是在主要由物质财富要素构成的“俗”的力量支配下不断变化发展的 ,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 ;最好的社会经济政策就是顺应社会经济自身的规律 ,做到“善者因之”。由于财富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致富符合人性需要 ,因而财富在司马迁那里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 。

《史记》与《周易》六论

《周易》特别是《易传》对《史记》影响特别深刻:司马迁从肯定《易》术的角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卜筮事件,他的及时立功名的取士标准来自《易传》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史记》整合此前学术的思想方法就是《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易传》的重时观念影响和审微思想为司马迁观察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司马迁在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时所运用的典型化手法则来源于《易传》名小指大思想。

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表明 :《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 ,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 ,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 ,《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论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包括集纳古籍,保存文献;辑佚古书,辨别真伪及对当代文献的保留三个方面。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表现为以实地调查考信文献;对文献进行互考时,坚持采儒家文献;坚持“多闻阙疑”。三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表现为创立发凡,方便检索以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司马迁的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

司马迁的通变观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表述过程中,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及“承弊易变”传达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司马迁将历史考察放到了终始循环方面。在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先验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以“先验小物”支撑天人感应,把自然之变扩充为主观上的类推逻辑的先验论,从而使其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司马迁与新史官文化

先秦史官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它对司马迁开创史官文化的新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批判和继承先秦史官文化的基础上,司马迁建立了"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体系,为史官文化树立起新的标尺。"成一家之言"由三组对应关系构成:其一是"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古"与"今"的关系,其三是"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关系。六经是《史记》学术思想的依据。

《史记》战争文学综论

《史记》在战争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在战争文化精神、战争史料、战争描写艺术等方面对先秦文学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史记》战争文学有如下特征:有比较系统的战争观,在战争叙事上有三种特殊形态,可与兵法互相印证,"春秋笔法"得到广泛运用,"以兵驭文"的文章风采,成为战争集体记忆的心灵化石。《史记》战争文化精神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史记》是后代战争文学重要的题材来源,它叙写战争的艺术方法及美学风格泽被千秋。

近十年来《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综述

1994年以来《货殖列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货殖列传》中一些难解词句作了进一步考释,再次探讨了《货殖列传》的时代与体例归属问题,深入分析了《货殖列传》与地理学、伦理学、文化、兵法、文学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货殖列传》中进一步发掘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旨趣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特点,但也存在着将司马迁现代化、研究课题重复老化、材料使用不严谨及简单比附等不足之处。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与长时间的广泛游历及大自然对他的深刻陶冶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丰富的阅历以及对大自然雄伟壮丽风光的深刻感受,反映在《史记》创作中,首先是班固所称赞的“实录”精神,其次是形成了《史记》的“雄奇雅健”、“逸气纵横”独特风格。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

夜郎的历史最早见于《史记》。近二十年来学者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夜郎的政治中心、族属等问题上,还未有人就《史记》中有关夜郎史料进行整理。通过对《史记》中夜郎史料的梳理分析,可知司马迁写了一段夜郎当代史。

论司马迁《史记》对六朝史学的影响

《史记》的广泛流传,不仅使六朝时期私家撰史形成风气,而且诸多史家从司马迁的思想、学术和撰著的体例与方法方面汲取营养,使六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史书繁盛的局面。

李陵事件和司马迁的童年经验

714000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它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司马迁的童年经验在成年之后不断被激活则是它的心理动因。

《史记》中道家思想占主导

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对先秦诸子都有批判和继承，但家学的渊源和自身的遭际使司马迁之文服膺于道家。道家思想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主导思想。《史记》在结构上以黄帝开篇，以吴太伯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为“列传”第一；在内容上对老子“无为”、“轻刑”、“寡欲”观的推崇，对道家唯物论、辩证法、变化因循等哲学观的继承和发扬都是司马迁崇道思想的反映。

试论司马迁史学思想

在历史研究中 ,动情往往与失真同义 ,而司马迁站在各个传主的立场观察世界 ,理解历史 ,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众多的角度观察世界 ,其总和也就成为一个更接近真实、更有立体感的历史形象 ,在他笔下 ,每个人物都免不了人的劣根性 ,都摆脱不了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一部《史记》读到今 ,深深吸引人们的东西 。

《史记》教育思想初探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又是一部文学巨著,同时还是一部有着重要教育论述的著作。《史记》在教育作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教育思想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真知灼见,提醒我们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育人成才放在首位。《史记》的教育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样,都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史记》中的文献学

《史记》一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作品,也是一部保留了大量上古原始珍贵文献的图书。司马迁写作《史记》对当时的文献书目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做了大量的文献学工作。研究《史记》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固然重要,但研究《史记》的文献学价值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