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

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一种新旧并存的二元格局 ,因新式小学堂与私塾在新旧教育体系中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故这一格局在初等教育领域里的表现尤为明显。清末民初 ,私塾仍占有相当比例 ,非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 ,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 ,又存在互补与传承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点 。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近代天津私塾改良略述

清末开始,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天津出现改良私塾的舆论,私塾改良开始起步。民国初年,在政府的推动下,私塾改良有所进展,但在初级教育中仍占有相当的份额,与学堂形成了对峙之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私塾采取严格的取缔政策,进一步压缩了私塾的生存空间。至抗战前,新式学堂已基本取代私塾的地位。在近代天津的教育变革中,私塾改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学”之百年史——跋《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

"四库学"的发展已有百年。《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收录百年间有关《四库》及相关领域的文章篇目5000余条,是至今搜集最为完备的"四库学"研究文章索引。它不仅便于学者检索利用,且勾勒出了百年间"四库学"发展史,可给研究者诸多启示。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四库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四库全书》及其所代表的"四库学"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就"四库学"体系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三个重要特征,以及"四库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四库学"研究意义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张本。

道统论视域下四书学体系的创立——以“《大学》为曾子所作”为线索

在中国儒学史上,道统作为圣人史观视域下儒家之道传承的历时性谱系,与四书学密切相关。可以说,四书学体系的创立过程,也是道统论相伴进展的过程。孟子与韩愈开启了道统论与四书学相联结之先声,二程和朱熹推动了道统论与四书学相联结之进展和最终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四书学体系的创立强化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道统论的逐步确立也在客观上深深影响了四书学体系的最终形成,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并进。

焦竑研究综述

焦竑作为明代重要思想家,对晚明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学者,学界对焦竑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发端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针对焦竑生平著述、学术特质、文学以及史学等方面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讨论,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相比学界对焦竑文学、史学的深入探讨,其经学成就却罕有学者涉及,尚有较大可以开拓的空间。以焦竑《四书》学为切入点,考察焦竑经学与晚明心学及文学的多向互动,无论是对焦竑学术的深入挖掘,还是以此透视晚明精神文化构建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江永《学庸图说》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

新近发现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学者江永所著《学庸图说》一书,采用图、说并举的方式,诠释了《大学》《中庸》深厚的思想意蕴,这种图象诠释法为世人解读经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诠释方式、理论依据和实际效验三方面,对《学庸图说》一书"以象求理"的诠释法予以梳理、分析与探究,借以考察江氏对乡邦先贤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库》底本《讲学》提要稿考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清抄本《讲学》为《四库》底本,其书前附有一篇纂修官励守谦所撰提要稿。该提要稿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定本提要有较大区别。励守谦在四库馆开馆之初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负责大典本的校办。但是,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开始,励守谦被革职九个月之久,至乾隆四十年九月才被允许继续承担纂修的工作。有可能从此时开始,励守谦的纂修工作从校办大典本转变为校办采进本。励守谦校办采进本《讲学》之时间,约在乾隆四十三年至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之间。

“四库学”研究视域下《四库全书学典》价值探析

民国时期出版的《四库全书学典》是一部对《四库全书》进行全面性介绍的知识类书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通过考察《四库全书学典》的编纂缘起、内容体例和出版意义,有助于展现《四库全书学典》的价值所在。随着'四库学'研究的不断推进,重新审视并挖掘《四库全书学典》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易学两栖”何以可能?——以“易学类”文献为例再论四库分类中的知识谱系问题

"易学两栖"现象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明确将同属于"易学"的文献分归在"经部"(注重公理)和"子部"(术数类)中,由此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此种分类依据是对孔子以来由"卜筮"而"德义"易学观的自觉继承;第二,"两栖"现象普遍存在于四库分类中,其依托的知识谱系是带有"意识形态宣教"色彩的"经史知识结构";第三,就知识自身性质而言,"两栖"现象存在种种知识上的误读,而且"经史知识结构"也面临知识分类上的边界与困境。由"易学两栖"现象可以折射出《四库全书总目》所依据的知识谱系,同时也可以彰显其作为晚清民初思想遗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