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道光本《抑快轩文集》传播考论

高澍然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福建著名的古文家,其作品为同时及后代学者如周凯、谢章铤、陈衍等人所称道。据《贩书偶记》载,他所著《抑快轩文集》在道光早期便已结集,以稿本形态传播,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传本,即“道光本”。该本先经张绅、陈寿祺等至交好友观览,后入杨浚之手,再被谢章铤借去抄录。经考证,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的铁石轩抄本《抑快轩文集》三十卷,系据谢抄本过录。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传本,其保存的篇目、篇名和正文面貌均与高澍然晚年手定的七十四卷本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独到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论现代散文别集选本的“自选”与“他选”

中国现代散文选本可分为别集选本、总集选本两大类。别集选本是反映单个作家创作成就的代表作品选集,依据编者身份可再分为“自选集”和“他选集”。作家“自选”具有“他选”所不及的自知之明和真切之感,但也可能带上个人偏好而有所遮蔽。“他选”可秉持选家的超然立场、编选意图和鉴赏眼光,选出既可体现作家特色又可体现选家用意的选本。这两类别集选本突显了现代散文家的创作成就和个性风格,强化了现代散文的文学观念和分体意识,推动了现代散文的经典化进程,对经典作家和经典名篇的选认和传播发挥了选学特有的功能。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礼学与清中期骈文选本之关系

骈文之体源于礼法,后世因着意于骈文形式之美,其与礼学之关系逐渐隐晦。至清代,出于稽古右文之需,礼制建设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翰林院庶吉士学习骈文,科举考试也将骈体作为基本功夫。此期骈文选家多曾任职翰苑,出于礼职身份而编纂选本。因此,所选文体多与礼制相关,且骈文理论亦含蕴“和”的礼学内涵。正是在清中期重礼的文化氛围中,骈文与礼学再次结缘。

从“藏于家”到“行于世”——明代吉安文人别集的收藏刊行及其呈现的文化传承特点

作为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明代庐陵文人别集文献“藏于家”到“行于世”的过程,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传承文化的真实样态。而“以文存人”和“传示子孙”的观念和目的以及客观的经济条件则导致别集文献收藏于家的现象变得尤为普遍,这为别集的梓行特别是家族刻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撰者后人成为别集刊行的主要力量,而撰者弟子门生则是别集编校、梓行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明代庐陵文人别集的收藏和刊行过程可知,血脉与学脉的传承是明代庐陵文化传承的主体与主线,而官员的导向与乡贤的提倡则是有益补充。

欧阳守道思想理念探析——兼论其文艺思想对刘辰翁的影响

欧阳守道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作为儒者,他始终秉持儒家士大夫的初心与担待意识,尊崇孔孟之道,提倡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并立足儒学立场,吸收程朱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加以融会贯通,提出了“文资于理,理资于学”等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理学主张,其人生理念和理学思想的逐渐成熟也影响了其文艺思想的成型,他论诗以《诗经》为标准,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坚持诗歌以彰显自然本色,根植诗人性情为佳,这些文艺理念都对其弟子刘辰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选本视域下秦观文章的递降性接受

秦观文章的文学史地位可通过选本反映。《宋文鉴》等二十余部选本根据政治立场、文学好尚、文体规范以及实用性等因素对秦文进行选录。在与宋六家、苏门六君子文章选录数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秦文在其中居于中游地位。南宋选录秦文的选本最多,其数量甚至超过后代之和,这主要是受到科举考试与南宋人对苏门士人的推崇等因素的影响。而宋代以后选本对秦文选录明显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苏等一流作家相比,秦文的思想性不及他们,艺术上又好模拟,难以自成一家。这同时也与秦观词作的造诣得到普遍认可、文体的不同功用、唐宋八大家文统的确立以及八股文师法的对象有关。

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任士林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考述

宋元易代之际的浙东儒士任士林,其诗文集元明清三代皆曾刊刻,明清刻本流传至今,而元刊本大约于明中期散佚。结合明代孙能传的记载,以及从明稿本《诗渊》和残帙《永乐大典》等资料来看,任士林诗文集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一共10卷,今传世明清各刻本均非全本,其中文章大多保存至今,而其诗歌方面,经研究发现,任士林目前存诗共计188首,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368首相比较,散佚了近一半。

“主体间性”视域下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

文集序跋伴随文集产生,具有较强公开性,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模式。引入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为推动文集流布,在序跋中进行方式各异的颂赞书写,是近代文人较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交时,近代文人常将自己移置到读者立场思考、书写,或通过设问、对话等方式使叙述更为客观。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离时,近代文人无需考虑与文集作者的人际关系,可以对文集作出理性评判,或就文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借题发挥地延展说去。

《浔溪诗征》:南浔诗歌文化生态的建构

周庆云所编《浔溪诗征》为南浔一地诗人、诗歌辑选。其中所收诗人诗歌始自元代,历明清,至近代,可谓南浔一地诗歌集大成之作。据《浔溪诗征》所收诗人及诗歌,南浔当地各大望族的诗歌发展史亦被勾勒而出。不仅如此,《浔溪诗征》中有大量的诗歌反映南浔的美景与历史底蕴,这些诗歌主要从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及民俗三个方面铺展开来。《浔溪诗征》中亦收录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清代民间乡儒方庆视域下的徽州文化--以《澹斋文集》为中心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所见清代嘉庆年间乡儒方庆一生“亦儒亦贾”,于书无所不读,擅长习文、修谱、赋诗及书法,不仅记录了徽州乡村“析箸阄书”的分家契约遗言,而且叙说了徽州人重视风水,以相度地形的吉凶来选择墓地求得吉福的现象。在方庆眼中,在新安理学思想的熏陶和宗法制度的宣导下,加上政府稳定和徽商后方家庭的实际需要,妇女多接受守身如玉、为夫守节的教育,这些都规范着妇女言行,有利于维护公序良俗。同时,方庆热衷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举荐良善、彰明德行,其笔下歙南潘溪地理风貌如画,各色人物信而有征。据此可见,方庆在传播徽州文化、社会伦理及乡村社会秩序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