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曶鼎铭文“匹马束丝”的纺织度量考辨

对于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之"束"的解读,考古学界很少关注,导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皆因中国古代纺织度量系统研究缺席所致。基于对中国古代纺织度量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文章认为: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的"束"乃织物规格的度量,1束=5匹,非传统历史学界认为的捆扎容积单位;南唐徐锴的蚕丝度量是有问题的,他把认识问题说成了工艺问题;1两=1匹=2端=4丈=5寻=40尺、1束=5匹、1纯=2两或5两;文学作品中"九张机""百张机""四张机"中的"张"并非织物规格单位而是操作织机的意思。此外,对古代织物精密程度单位"升"进行现代性解读,以期更好地弘扬中国古代纺织文化。

《五方元音》韵图研究

分析《五方元音》的韵图编排情况,结果发现韵图的制作虽有不精密之处,但并非完全凌乱,特别是对四呼的排列,更是韵图史上的一大贡献。因而利用了韵图来论证《五方元音》所反映时代的特色语音特征。总之《五方元音》的韵图与该韵书能两相照应,互相阐发。

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大哉死乎”与“顺命”

死亡德性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内容可以其对“大哉死乎”的论证来概括,而其养成方式则是“顺命”,儒家死亡德性论是目的论的,其目标是追求死亡伟大性。

略论胡思敬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

胡思敬是辛亥革命前后为时论所怪的顽固派守旧人物之一。他在政治上追求复辟的遗老立场与其抗拒时代发展的没落的旧文化意识,在清末民初颇具典型。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激荡的新旧文化冲突中,以扶持传统封建名教为己任的文化遗民的共同悲哀。

胡思荣辨治郁证

胡思荣教授认为郁证患者初起多为肝气有余,便是肝火,即是肝郁的常见病理变化。胡老师认为郁证辨证,应重视气血津液理论,强调"气滞"是郁证最初形成或长期伴随的重要因素,而"痰火"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临床以痰郁火结证多见,辨治郁证提倡以"本病皆因于痰火"立论,主张调肝胆之气为基础,除病因之痰火为重心,清心豁痰、疏肝利胆以达宁心定志为治则,以礞石化痰丸合半夏厚朴汤加减创制而成的平心忘忧胶囊治疗该病,颇有效验。

胡思荣应用经方治疗初产妇产后抑郁经验

胡教授一般使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作为基本方治疗产后抑郁,伴有喜悲伤欲哭者,合用甘麦大枣汤。焦虑明显、而有热象者,合用百合地黄汤,或再加知母,成为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三方合方。若患者咽喉部症状明显,呈异物感者,使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半夏厚朴汤。病人焦虑如狂、小腹胀满,表现为下焦蓄血证者,一般先用桃核承气汤,病情缓解后,再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桂枝茯苓丸调理。除桃核承气汤等比较峻猛的方剂外,其他方药产妇可正常哺乳。有峻猛药物者,产妇服药2小时后亦可哺乳。胡思荣教授认为,产妇的情绪直接影响婴儿,所以中药不惟对产妇,对婴儿亦有帮助。从临床实践来看,的确婴儿食病母的乳汁后,没有发现不良反应,相反,情绪变得更稳定。

胡思荣辨治咳嗽经验

胡思荣辨治咳嗽,在继承了先贤整体论及辨证论治等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务实地补充了自己的新解。临证中擅长运用温病学理论,倡导和调气机的指导思想,从三焦气化功能角度辨证,采用宣降同用,化润并举,上下分消等法论治咳嗽,引入因时参辨,灵活施药,发挥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之优势,临证思辨,效如桴鼓。

《饮膳正要》药膳精粹与道医养生文化

忽思慧《饮膳正要》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部名著,集食疗、本草、养生和烹调技艺为一体,具有丰富的饮食营养保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总结,特别是该书以道医养生文化思想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将少数民族地区的膳食养生文化与汉文化圈中的相关学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成为多民族养生智慧熠熠生辉的结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忽思慧对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药补养生思想的汲取与发挥。他一方面对道书中的补益药物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运用,同时对道教长生不老观念持保留态度。二是忽思慧对孙思邈、孟诜、昝殷等人美食学说的承续与演绎,使得道医美食学说成为该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学理和技艺上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三是将少数民族医学养生文化与道医养生经验相互巧妙融合,把漠北、西域和东亚地区传入的药物与食物,用道医养生学说的理论、原料和烹制技术进行加工,从而调制出营养丰富的精美药膳,开出了古代膳食养生文化的新生面。另外,该书在对古代医药文化史料的保存和完善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胡思荣辨治咳嗽经验

胡思荣教授辨治咳嗽,灵活运用八纲辨证,参考五行,把握整体、咳嗽之本,重点在痰和气,发挥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之优势,临证效如浮鼓。

从《史记·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金文“■”字再考

本文论证了金文所见之“ ”字当释为“號”,重新释读了金文、战国秦汉文字中所见相关之字,探讨了“號”、“呼”同源及虎得名之源。

试述南宋的正统论

较之北宋,南宋的正统论更强调不以功业成败论事。南宋学者之论正统,重"居正"而轻"一统"、重"德"而不重"迹";同时,来自北方政权的压力迫使他们调动一切可用的思想资源论证自身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于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夷夏之辨"被引入正统论,并逐渐占据这一议题的中心位置。朱黼、郑思肖等人则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将"居正"和"一统"、"德"与"迹"以及夷夏之辨整合于同一体系之中,为两宋正统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胡思敬的遗民意识与藏、刻书思想初探

胡思敬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藏、刻书家,在其遗民意识的影响下,胡思敬的藏、刻书思想表现为弘扬节气、表彰乡贤,拒用新式体例、以古法为准,竭诚藏书,以开放为保护等特征,其局限性并没有否认他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四雪草堂《坚瓠集》研究

《坚瓠集》是清初小说家褚人穫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集,现存常见的有《笔记小说大观》本、《清代笔记丛刊》本以及柏香书屋本,而《坚瓠集》的最早版本四雪草堂本由于没有影印和整理出版,反而不为人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四雪草堂本《坚瓠集》,通过这几个版本的比对,可以发现有诸多不同。四雪草堂本对于了解本书的成书、刊刻过程以及诸人穫的身世交游都有较大的帮助。

明清文人元代诗学观之考察——以胡应麟、顾嗣立为例

元代诗歌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接唐宋,下启明清。明代胡应麟和清代顾嗣立对元代诗学批评贡献最为显著,其诗学批评思想和研究角度对后世研究者的影响极大,目前元代诗学研究仍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对其研究可为我们提供认识角度和诗学批评资源。

民国时期《四库全书总目》的补辨与续修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中叶以降学者治学之津梁,具有指示"学问门径"的重要作用。因此,自嘉庆年间起就有学者进行《总目》的补订和辨证工作。民国以后,四库学和四库总目学兴起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四库全书总目》的补辨和续修是其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一个分支。民国治此学者,一方面继承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能积极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故而能够在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上超越前人,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梳理这一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补辨与续修的主要成就,也为我们探索目录学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启示。

辨伪与造伪并存——《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胡应麟《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

胡应麟《四部正讹》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专著,它的成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发展演变及胡应麟本人的治学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背景上看,空谈心性、作伪成风的学术环境催生了胡应麟求真求实做学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辨伪学发展史上看,先贤们片段零星的实践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借鉴经验;此外,胡应麟自身的学术积累、丰富的藏书等自身条件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可能。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胡适与傅斯年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关系。在他们交往中,傅斯年始终都愿为胡适效力,但也只有他敢直面批评胡适。在学术方面,他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行政办事方面,胡适却远不如傅斯年。他们都不愿参加国民党政府,愿在政府外做"诤友",但最终都黯然离开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