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清宫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皮黄本的音乐编创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升平署将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翻改为“乱弹曲白”,此后升平署和普天同庆班分别排演了皮黄本的《昭代箫韶》。该剧的翻改可谓晚清“昆乱消长”时期皮黄戏创作之缩影:两种皮黄本都具有明显的“昆乱杂糅”特征,昆腔曲牌在剧中主要作为程式性唱段使用;但二者在具体的腔调选用及板式编排方面又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反映出同一剧目在音乐编创上的不同思路。从两种皮黄本中场景音乐的运用情况来看,当时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已有一些专用的器乐曲牌或带唱词的“大字牌子”。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以新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基础,从社会转型、文艺管理等视角,以禁毁主体、原因效果、法律制度为主体,梳理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何承袭传统、发生新变;揭示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管理制度和活动相较于清代前中期发生变革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因。全书文献资料翔实,研究视角精当,研究内容深入,问题意识突出,“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清末川边治理研究

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川边地区施行的多项政策,是一次对川边地区各方面都有所触及的改革。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对川边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进步,引导川边地区向近代化的进程前进,维护了西南地区的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同时,清末时期的川边治理促进了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和当今四川省西部地区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海派京剧女伶的崛起兴盛及其历史意义

京剧自1867年传入上海后,迅速风靡沪上,海派京剧逐渐形成并迅速崛起。海派京剧女伶也在这时顺时而动、顺势而为,重登舞台并大放异彩。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女伶崛起的条件。女伶突破禁令的枷锁重新登上城市戏曲舞台,对繁荣戏曲艺术、推动戏曲改革和传播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近代女性解放的先声,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清季兴学潮中的“西部镜像”——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的历史考察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四川的渗透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逐渐发展,清末四川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走向瓦解,四川教育在变革的阵痛中掀开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清末四川的新式教育起步虽晚,但成效显著,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落之势,一跃成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清季兴学极富代表性的地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早期四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社会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民众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为近代四川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试论《杜隐园观剧记》的戏曲史料价值

《杜隐园观剧记》是一部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地方戏曲的珍贵的日记体史料。日记记载的戏目、剧种、班社、戏俗等的数量和种类,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温州戏曲的繁荣。在这个整体繁荣的背景下,受乱弹班冲击的昆班和高腔班在困难的境况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另外,官府禁戏、戏价低廉、伶人地位卑下等现象也体现了艺人艰难的生存处境。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末川刻话本小说中的孝文化特点研究——以《跻春台》为例

清代末期是川刻话本小说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川刻话本小说、宣讲小说,其中以《跻春台》为代表。《跻春台》中出现的大量孝子、孝妇形象折射出了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其中的孝文化呈现出父慈子孝、母贤子孝,因果报应,幼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子为父补过四个特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且可以对构建适应当代社会的孝文化以启示。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清末社仓经首选任与乡村社会——以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

社仓是中国古代民间仓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新津县的社仓始建于乾隆时期,分别建于长乐、太平、兴义三乡,并由社仓经首经管。社仓经首是社仓的管理者,由民间公举地方士绅担任,主要负责社谷的借贷,社田置买、租佃等工作。清末,新津县社仓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社仓取消了借贷谷物、收取息谷的做法,以管理社田、收取田租为主要经营方式。社仓经首的职责与选任也随之转变,社仓经首大多是代替地方政府行使管理仓储的职责,其自主权力减少。同时,社仓经首与粮户之间、新旧社仓经首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纷纷推诿,不愿担任此职。这一现象,恰恰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相反,晚清时期新津县国家控制仓储的能力加强,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却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这也为民国时期国家加强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