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目录学价值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作为词学目录学经典,成书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期,是乾嘉考据学在词学里的直接呈现,也是官方词学成果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蕴含丰富的词学思想,同时在版本辨析、词人考证、词作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广泛批评继承前代词学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词籍,尤擅“律校法”,以律校订词句、调名讹误,辨析方音叶韵等问题,初步建立起词籍校勘规范。

王太岳著述考

清乾隆四十二年,王太岳进入四库馆,同曹锡宝等一起编纂了《四库全书考证》。他的诗文集主要有《青虚山房集》《西城小筑诗》,生前均未刊印。王太岳去逝后,其所编文稿经曹锡宝、刘墉、王昶、王芑孙、鹿传霖等人之手,或点评,或整理,或抄录,或椠刻,得以流传。民国时期,潘承弼为合众图书馆购入《青虚山房集》稿本。该本收录的王太岳诗文最全,又有王昶序、王芑孙的批注,并钤有名家藏印若干。笔者经查阅相关古籍,对王太岳著述编纂版本情况进行考述。

《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功用观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沿承《隋志》,重视总集的文学功用,但论述比《隋志》更为细致全面。一方面,《总目》更强调总集的学术功用,认为总集可保存文献,可为考证、校勘之资,为典故之薮,有存史之用;另一方面,《总目》也重视总集的现实功用,认为一些总集有益于现实、政治、风教,能够反映社会风习。《总目》最重总集的学术功用,较传统只强调总集的文学功用,其总集功用观有所拓展和转变,也更为系统、全面,是站在学术总结期的富有总结意义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丁鹤年及其著作考

丁鹤年为元末明初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影响较广,之前的研究多是从其诗歌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论述,鲜少有人对其生平等内容进行考证。故该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丁鹤年的相关研究。通过对丁鹤年的生平进行了考证,笔者认为,丁鹤年字鹤年,一字永庚,号友鹤山人,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卒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其死后葬于武昌,族籍回族,籍贯武昌。丁鹤年一生未仕。传世诗集皆为后人所编,有《海巢集》《丁鹤年集》《松谷诗集》等,并以《四库全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原点,结合诸家目录,对丁鹤年诗集的主要版本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以期有正本清源之效。

《四库全书总目》十种清诗总集提要补正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先后曾有许多学者专门为之补正,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集部总集类存目所涉的某些清诗总集,此前学者关注较少,有关问题更为集中。而依据近年问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相关古籍,许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

《四库全书》版本调换问题的新例证——基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探究

《四库全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卷帙浩繁的官修丛书,它的编纂对于保存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有些先被著录入《四库全书》并由四库馆臣撰写提要的图书,后来发现了同书的更好版本,从而对此书的版本进行了调换,并对此书提要的版本论述部分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种情况,在"四库学"研究领域早已达成了共识,而沉埋在故纸堆里近两百多年且鲜为人知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于2012年12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和台湾"国家图书馆"联合影印出版,它所提供的资料正可大量地为此共识再提供更真实、更直接的佐证。

详校《四库全书》太医考论

虽未被列入"职名",但太医院官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详校了"医家类"典籍。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未关注这些太医及其贡献。借鉴其他资料,能够梳理出部分详校文渊阁、文源阁《四库全书》太医的生平、特长,并能部分解释他们选择某类医籍详校的原因。

“京房六十律”三辩

班固撰《汉书》中提及"卦气"整体的卦数已公认为六十四卦,若同书不同版本中出现"六十卦"者,应予校正,颜师古注本亦不例外。周雨廷《周易表解.自序》说的不是《易》学对乐律学的延伸,而是相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沈光邦撰《易律通解》一书将本不属于同一个学科的"律"和《易》牵合在一起的评价,不是对此书的肯定而是否定。

南京图书馆藏《鄱阳刘彦昺诗集》考略

南京图书馆藏有《鄱阳刘彦昺诗集》两种抄本。本文从版本源流、四库进呈、版本对勘、版本价值等方面,对两种抄本进行考校,认为清古炤堂抄本虽为四库底本,但质量并不胜于金星轺藏清抄本。四库全书在底本选择上有一定的偶然性。

《四库全书总目》四种词籍提要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晏殊、苏轼、黄庭坚、叶梦得四人的词籍提要存在一些论证、判断错误,经过分析,得以辨正。

四库全书琐谈

本文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对封建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成立的机构、人员,所选的经典的收集、删削、篡改进行评述,以及历代有识之士对这部巨著的评价,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

《四库全书·医家类》与四库学研究

"医家类"位居《四库全书》子部十四家的第五位,相对于"旧史多归之末简"的历史事实,医家类地位已经获得极大提高。有鉴于此,对"医家类"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弥补宏观笼统研究《四库全书》之遗漏,补充、细化、甚至改写宏观四库学的某些结论。

“四库七阁仿天一”所反映的清代皇家园林写仿江南的三个阶段

本文以乾隆南巡为线索,梳理乾隆写仿江南园林的三个阶段。以写仿浙江宁波天一阁的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宫殿文溯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为例,以测绘图纸、复原设计和档案文献为依托,甄别其各自的园林特色,并与天一阁园林空间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探寻看似相同原型、相同功能的系列园林建筑,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期建设中,所反映的乾隆皇帝对所仿写江南园林的阐释和转译。

南三阁的社会作用

南三阁与古代以藏为主的藏书楼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绝然不同的职能。南三阁作为钦定的官家藏书楼,开始向社会开放,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为读书人提供了读书的便利,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也为当地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在其存世乃至被毁后的百余年来,围绕着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存本和复建文宗阁、文汇阁建筑的前前后后,都可以发现南三阁凸现的社会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论四库馆内外学术的开新

乾隆四库修书,汉学达至独尊地位,四库馆内外的声气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实际上,四库馆内外是存在新声的。四库馆内外汉学的开新,得追溯到黄宗羲、顾炎武等身上。黄宗羲、顾炎武等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但发展到乾嘉时的汉学,却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最初所提倡的汉学并不尽一致。汉学,其实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在四库修书使汉学独尊之际,新的学术也同时潜滋暗长着。基于此,文章就四库馆内外学者对汉学开新而生出的新学术,即汉宋兼采、今文经学、边疆史地等展开论述。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讹误举要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重要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历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其言简意赅,几乎无瑕可指。本文指出《简目》也存在若干讹误,并以集部为例,按类举各种讹误,进行考辨与订正。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补正

本文据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其集部总集类存目提要中存在的某些讹误与疏漏之处分别进行补正,凡得十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

论晚明文学评价的失实与偏差——以《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明代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论与考证,然而鉴于乾隆时期的官学与政治背景,其收录晚明别集的数量远远不及明前中期,馆臣对晚明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评价较偏激,甚至将部分作家的作品打入禁毁行列。尽管《四库》存在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其深厚的影响力,仍然造成了后世学者的诸多研究误区,对晚明诗文的论述也难以跳出提要的窠臼。当下,重构晚明文学史正如火如荼,打破《四库》的"权威"约束,客观全面地探讨文学史本身,必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