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屏风残片的初步分析

为了解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屏风的颜料使用情况和制作工艺信息,利用M icro-Ram an、FTIR、XRF、断面切片等技术,对屏风残片上的四种主要颜色(红,黑,黄,白)、红色漆底层、断面分层进行分析与鉴别,结果如下:(1)屏风所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炭黑、雌黄、雄黄、石膏。(2)屏风的红色底层系由生漆与朱砂调和、结膜而成,其中可能未曾添加桐油。(3)屏风彩绘部分的颜料分层十分明确,各层的厚度相对均匀,反映出制作者较为高超的绘画技法。(4)在颜料层、木胎与红色漆底层之间的"过渡层"中,分别观察到一些白色物质。初步分析后认为,"过渡层"中白色物质为羟基磷灰石的可能性较大。颜料层中白色物质的成分和物相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

司马氏灭蜀 ,为巩固统一 ,强行迁移蜀汉政权之侨寓大臣将领子孙至中土 ,使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后来虽任用诸葛亮后代 ,应景而已。对蜀地土著士人 ,晋廷有所优遇 ,多加征召 ,但入洛之蜀士颇遭北人歧视 ,朝中无援 ,仕途不畅 。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咸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抱朴子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

《抱朴子外篇》所载《庚寅诏书》,是司马睿在东晋建国之初颁发的一份比较重要的诏书。但由于史乏记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通过详细考辨相关文献,可以肯定,其具体颁发时间在建武元年(317年)三月初八(庚寅),主要目的是“备百官”,“彰宪典”,为建立东晋王朝做准备。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

对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通过对那次劝进活动的考察,对司马昭与二位魏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阮文本身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该文写于景元二年而不是甘露五年。

司马懿论

并非像小说家和一些学者所描写或断言的那样,历史实际中的司马懿是一位堪与曹操、诸葛亮比肩的魏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史籍对他"文以瓒治,武以棱威"的评价,才是公允的评价。

司马睿与东晋皇权政治述论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接引发了司马氏皇权的严重危机。素有大志且隐忍持重的琅琊王司马睿,鉴于天下形势,暗中图谋皇权,通过依附东海王司马越和获得琅琊大族王导的辅佐,得以出镇江东。司马睿立足江东,积极与居于江东的南北门阀士族合作,无情剿灭反对力量,大力加强军政实力,树立起代表司马皇室与南北门阀大族利益共主以及奉天承命的正统气象,从而在西晋覆亡后较为顺利地在江东重建司马氏皇朝。司马睿登上皇位后,致力于重振皇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新政。尤其是调整“王与马共天下”式的权力结构,抑制琅琊王氏势力。司马睿重振皇权的努力,虽然最后因以王敦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反击而失败,但也由此奠定了东晋一朝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政治格局。司马睿是精通帝王术且有较高政治智慧的人物。

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

作为宋韵之一的六一风神,其独特之处在于,茅坤预设了汉代的史迁风神,而六一风神来源于史迁风神。风神来源于明代小说关注人物形象批评的传神论,而六一风神同时具有宋代文化特质的儒者风神、宋调、台阁体、人情说的特点。风神论之魏晋风神特有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意识也融入了六一风神之中,从而铸造了六一风神丰富复杂的绝世品格,也形成了汉宋风神的不同内涵。

论“空城计”的历史真实性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许多情节起着强化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但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也为论者所津津乐道。其中广为流布的"空城计"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过人胆略和出众智慧。由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晋书·宣帝纪》中均不见"空城计"记载,其真实性受到了质疑。查诸西晋以后的有关史料,并参证《三国志》中《蜀书》《晋书》其他相关人物传记,"空城计"不但在三国历史上实有发生,而且是诸葛亮军事生涯中充满惊险色彩战争传奇之一。

关于北魏司马金龙墓志的几个问题

北魏司马金龙墓发现于山西省大同市,该墓有明确的纪年且墓中出土数件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品,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学术界对该墓出土墓志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将北魏司马金龙墓志与文献的对比研究,探究司马氏一族的崛起、发展及壮大,利于对北魏社会更全面的认识。

魏晋时期的屯田兵

建安年间屯田制度建立之始,就带有浓重的军事组织色彩。青龙之后,屯田规模日益扩大,衍生出一支较强战力的屯田军。河内司马氏在关中和淮河南北的屯田事业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依靠这支力量走向政治巅峰。在其后的岁月里,屯军在各种政治事件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屯田势力始终是威胁中央政权的隐患。因此,平蜀之后,司马氏着手打击屯田将,以巩固其地位。由此看来,咸熙元年的罢屯田,不仅有经济上的考量,更有政治上的顾虑。

晋出公出奔事件研究新证——论《史记》相关记载的可信性

关于春秋晚期的晋出公出奔之事,仅在古、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中有所载记,且文字简短,内容上也相互歧出。对此前人虽有所辨析,但所持观点多以古本或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为据,而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却不以为意。考前人所述,乃凭古、今本《竹书纪年》论断晋出公出奔之事仍颇有疑点,需要再做商榷。而对于《史记》中记载的内容,前人多有误解,仔细考究,其实颇为符合情理,理应引起重视。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从三晋地域文化与司马迁的关联看其出生时间应在前145年

司马迁生于韩城,韩城地处晋陕豫交界处,是中华民族的直根之地,青少年时期一直居住于此,深受三晋文化的熏陶。他如果出生于公元前135年,10岁随父亲入长安,那么对直根历史的稔熟和浓重的乡情就很难形成了。从三晋地域文化与司马迁的关联看,他应该是生于公元前145年。

南方士族与司马氏政权的互动性研究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孙吴政权下的南方士族为光宗耀祖,采取主动的态度,积极入洛求仕,全面进入司马氏政权。司马氏政权赏识并重用南方士族。晋末"八王之乱"之后,晋王室和南渡的北方士族为重建政权积极主动笼络南方士族。南方士族与司马氏政权之间表现了一种互动性。在这种互动性的促使下,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共同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其中,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