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从《淮阴侯列传》看司马迁的“多爱不忍”

扬雄在《法言》中对《史记》的评价,道出了司马迁好奇爱才的行文倾向,与对历史人物心怀同情的人文关怀。“多爱不忍”渗透在《史记》的笔法、叙事与人物评价中,植根于司马迁的人才观、价值观与君臣观,既有温情的感知,也有深切的思考。韩信作为汉初三大功臣之一,其军事才能与悲剧命运存在巨大落差,唤起了司马迁的认同与共鸣,“多爱不忍”的行文特点在《淮阴侯列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论司马迁的将帅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通览古今,熟悉在他之前以及汉武帝时期发生的战争,认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将帅,“择任将相”是君主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对于将帅的素质,他提出了信、廉、仁、勇、智、严等要求,并且认为,将帅要时刻心系国家和百姓,而不是一味地唯君主之命是从。司马迁的将帅思想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兵学将帅理论的内容。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司马迁与先秦士人关系研究的力作——评王长顺《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是司马迁与先秦士人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其理论视野宏阔,论证分析纵横捭阖,在深入分析先秦士人对司马迁影响的同时,全面观照思想史、文化史,探究司马迁对先秦士人精神的接受与传承;对研究论题追根溯源,系统梳理,深入分析,多有创见;继承传统,革故鼎新,落脚现实,将司马迁《史记》研究深入推进,许多观点和创新点对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统”与“三道”——司马迁对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董仲舒思想在不断转述和重组中传承,司马迁是其中重要一环。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三道”说历史内容较多,“三统”说历史内容和政治理论杂糅,“四法”说政治理想色彩突出,三种理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司马迁对“三统”“三道”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将之潜移默化地贯彻在历史叙述中,对“四法”说比较淡化。他看重的不是“三统”的名物制度表象,而是“三道”的“忠”“敬”“文”的本质,并且认为“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弟子会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与需求,形成对董子学说的叙述。

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司马迁历史观研究的再审视

以往关于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大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司马迁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认识,有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偏差;二是存在扩大历史观概念内涵的倾向,把本不属于历史观范畴的问题也纳入历史观的讨论中。以上问题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对学术研究学理性思考的忽视,因此,对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辨析和概念内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的历史观作出更为全面、准确、恰当的总结和评价。以此为基础,可将司马迁的历史观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综其终始”通古今,历史具有联系性;经济活动影响社会发展;“无成势,无常形”,历史是在发展变化中不断走向进步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历史是一个不断盛衰转变的过程;历史趋势不可抗拒。

《史记》庄子“散道德”辨正——兼论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问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于“散”字,三家并未出注。至清代桐城派方苞始称“散,推衍也”,而后注译《史记》者袭焉不改。在先秦语词中,“散”字无一例可以释为“推衍”或者“演绎”。根据当时文法,“散”字与“聚”“齐”“约”等词义相对,此处只能释为“判散”“涣散”等。不仅在文字训诂上,从先秦“道论”的发展来看,老子时关于“道”的认知以“生成论”为主,是高悬于天地万物之上的某种“实体”,在黄老学者的阐释中,“道”是关于国家治术的根本原理,而在《庄子》中,庄子学派有意回避了“生成论”,将“道”的阐释视野放在了事事物物中,即物见道,高扬事物的个性,“道”这一母体被判散了,黄老学的传统“道论”在此也断开一截,故司马迁称其为“散道德”。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比较客观中立,推崇其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品格,对其学术思想则尚存微言,而结合《史记》其他篇目看,司马迁与庄子实乃异代知音,有血脉相承之处。

“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

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观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亦深蕴层次丰富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价值。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司马迁通过“发愤著书说”,首先,实现了个体在情感、现实以及精神层面对于生命困境的超越;其次,历代失志之士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现实路径和价值归属感,进而营造了一个“记忆场”,在这个场域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最后,“发愤著书说”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沉淀与凝铸,并使其有了进一步升华。此外,就文学价值而言,用典的极致化是“集体记忆”不断被塑造层累的主要文学手法,司马迁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大地提升“发愤著书说”的情感张力,展现使事用典的艺术魅力。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论司马迁的民族历史观

“大一统”历史观是司马迁重要史学思想之一。在《史记》文本中,司马迁始终围绕这一理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和民族起源传说,构建起华夏汉族和其他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大一统”民族历史观。根据《史记》文本记载,可以从血缘、地缘、精神三个维度考察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血缘关系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传承于黄帝血脉,是同源共祖的血缘共同体;从地缘关系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在共同空间,是以九州为尊的地缘共同体;从精神信仰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信奉周孔之道,属相同信仰的精神共同体。

论司马迁精神

司马迁精神,或言之《史记》精神,核心是礼义一统。基本内涵有四:"铁肩担道义",反映了司马迁《史记》强烈的历史使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的崇高致世信仰;"妙笔著文章",是司马迁实现礼义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文人的处事作为;"理性并辩证",概括的是司马迁《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品质与方法,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哲人的思维特质;"尚古更崇实",反映了司马迁《史记》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人文风范。研究传承司马迁精神,是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举。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及其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迁也是位经济学家,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自己的经济思想做了阐述。就消费思想而言,司马迁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在"黜奢崇俭"的古代社会独树一帜。司马迁这种消费思想的形成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影响,这种思想在一定时间内有所超前,也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用。重温司马迁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有其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司马迁的市场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司马迁的市场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中 ,肯定人的好利本性和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是其逻辑起点 ,农工商并重、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是其重点内容 ,经济自由主义是其必然结论。司马迁的市场经济思想有其理论渊源和社会基础 。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