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论庶人之富——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春秋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 ,财富按等级占有 ,所能私有的惟有家畜。春秋以后 ,社会发生空前动荡变革 ,巨富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 ;特别是到西汉武帝之时 ,富商大贾的势力已超轶王侯 ,庶人从不能富到能富 ,到能巨富 ,实为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局。司马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巨变作了精彩的论述。

贫困时代的抵抗和希望——司马迁和汉代社会关系简论

司马迁及其《史记》构成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 ,因此 ,只有把司马迁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个人 ,《史记》作为总体世界观即历史哲学才能被给予。这构成司马迁与汉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它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汉代社会的贫困化 ,二是司马迁诗人形象的确立 ,最后是《史记》

《史记》与目录学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于史官的职责和自身的学术理想而对先秦图书进行了校勘整理。受其学术理想的限制,校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目录学专著。而作为校书的成果,《史记》则展现了司马氏父子的处理文献的方法、图书分类的标准和学术溯源精神,而这些又被刘向、让歆父子继承,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

论孔子对司马迁取舍运用上古神话传说的沾溉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其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取舍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及《史记》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沾溉。在司马迁对上古神话传说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脉络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太史公为司马谈者辨识

《史记》正文中,"太史公"出现156处,既有司马迁原文,又有东方朔、杨恽所署加的。唐人张守节误注"太史公"为司马迁"自谓""自号",致使后人忽视了《史记》中对司马谈的记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议""读""推"等,表明是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史记》原文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记述和话语的引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分清哪些"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的称呼,哪些是东方朔等所加之,不但对读懂《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史记》的创作过程和司马谈对《史记》创作的贡献都有重要意义。

论管仲对司马迁的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班固在《汉书》中使用重要篇幅,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汉武帝的政治成见,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把武帝当作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这导致了《史记》对汉武帝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的缺失。

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响

司马贞的补《史记》工作包括“补撰并注”多方面的内容,和作为注书的《史记索隐》关系密切却又不同,补《史记》工作虽然失败了,却在不同版本的《史记》中留存了或多或少的痕迹,也因此对《史记》的版本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

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史学思想颇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崇真实,疾虚妄,"立真伪之平",确立纪实为史学第一要义;反对崇古卑今,强调今胜于古,主张写当代史;推重司马迁"少臆中之说",是"书汉世实事之人",以其为杰出的历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崇尚实录、重点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司马迁"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丰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曹魏后期政局中的夏侯玄与司马师

夏侯玄与司马师曾为姻亲,又都是正始年同名士,但他俩分别是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核心人物。夏侯玄出任征西将军后离开洛阳这一政争中心,而司马师接任其中护军职务。司马师能助司马懿政变成功,与任此要职关系甚大。曹爽被杀后,夏侯玄被征回洛阳。他作为李丰等反司马氏势力的精神领袖,在政变阴谋失败后被杀。夏侯玄在正始改制中起过重要作用,而司马懿等反对这一改制,并在高平陵之变后废除了这些改制措施。司马师辅政后,仍反对"妄有改革",这其实也是对当年曹爽、夏侯玄等"妄有改革"的否定。

苏轼论司马相如的二重性

苏轼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近来受到相当关注。有学者执否定态度,有学者执肯定态度,其实都过于简单化。从苏轼的写作方式来分析,发现苏轼与司马相如关系的二重性:接受与改写;推崇与忽视;失望与批判。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