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咸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晋惠帝司马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钩沉

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到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传统的看法基于宏观层面认为西晋统治者大都与文学不相涉,但前贤时修从微观的文学现象着眼,发掘出西晋皇室组织的诸多文学活动。通过对时下文人现存诗文作品作时的考辨,钩沉出晋惠帝司马衷亦曾有诏令文人赋诗作颂的文学活动。司马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主要分为作太子时和称帝后两个大的阶段,有宴会诏令赋诗、祖道诏令赋诗、平日诏令赋诗作颂三种类型。司马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也反映了西晋皇室文学活动的共性,即皇室成员本身不参与理论垂范与文学创作。另外,西晋皇室的文学活动往往依托上巳节等传统节日举行,此在司马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中亦有映现。

钟会反司马氏考论

魏景元年间,钟会、邓艾率兵分路伐蜀。邓艾灭蜀后不久因钟会等上书被收捕。钟会到成都后起兵反司马氏,但迅速失败。钟会走上反司马氏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士不信任甚至反对他,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钟会举事若选择其他更适当时机——比如在邓艾入阴平、诸葛绪槛车征还后,即遣人联络姜维而举事——这样成功可能性会大些。

论管仲对司马迁的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齐国是中华兵学的摇篮

中华兵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取得领先于全人类的伟大成就.齐国作为当时的强霸之国,对中华兵学的诞生、发展与成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出许多光辉的战例;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兵家人物与兵书著作均出自齐国。因此,齐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华兵学的摇篮。

陆机陆云札记二题

陆机、陆云兄弟出身于东吴高官家族。西晋灭吴后,陆云先行在晋王朝体制内当官,陆机就把家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不久以后陆云失去职务复回南方,于是家族责任感极强的陆机迅即去洛阳谋求出路和发展,时太康十年(289),他29岁。此前太康五年(284)他24岁时曾经去过一趟洛阳,那是为了处理族叔陆喜的善后事务,稍后复回老家,到五年后才正式出山。陆云的《征东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作于太康三年(282)冬十二月之前,其时陆云在太子司马衷(后为晋惠帝)手下任舍人,征东大将军京陵王公则指王浑。此诗对于了解陆云以及晋初的政局大有关系。

从“失意”赋看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

西汉武帝时,士人们积极参与盛世建设,但也出现了一大批表达士人内心不平衡的"失意"赋,愤懑地控诉对时代的不满。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失意"赋中可以窥见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而产生"失意"之感的原因在于士人对自我才华的自信,使他们对社会情形的复杂性与当政者的个性存在理想化认识。另一方面,士人所具有的儒家进取型人格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失意赋中表现出入世与归隐的矛盾。

论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是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传记多为当代人物;《补传》之后,重写前朝名人传的现象逐渐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记录其生前所言的《中说》真伪难辨,历来争议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将“长编修史法”运用到单篇传记书写之中,在史料的选汰与镕裁中,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弥补史传记载的缺失,解决有关王通事迹的争议,使得原本处于创作背后的史料考辨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结构上,《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议论功能,相关史实辨析与人物思想评价相互支撑,融为一体,改变了传记以叙为主的固有模式。《补传》是学术发展影响下的文章典范:严谨的史学态度赋予作品“中和笃实”的风格;“一家之言”重新树立起私家传记的史传品格。《补传》在题材与写法上的开拓,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的散文拓展畛域。

司马迁笔下管晏典范意义探微

《管晏列传》在《史记》七十列传中的位置安排及材料取舍,体现了管仲、晏婴在司马迁心中的典范意义,从中可见司马迁进步的义利观。管仲、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晋初礼制与司马氏帝室--《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胜义蠡测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出土于1931年,该年底即有余嘉锡、顾廷龙等名家撰文考证碑文、碑阴名录等史实。此后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胜义发挥无遗,似无多矣。然有两"不可解"之处为余嘉锡等先儒及中日时贤所未及。其一"不可解":古来仅有皇帝"临辟雍",皇太子断无临辟雍之礼,何以《晋辟雍碑》记载皇太子司马衷两次莅之?其二"不可解":《仪礼·乡饮酒礼》为士大夫之礼,古来无皇帝亲行之例,何以晋武帝为之?研究发现两个"不可解"背后体现了作为河内大士族成员的西晋武帝司马炎处于六朝初期的时代大变局中,对士族群体之微妙态度,及其为保护即将成为第二任皇帝的太子司马衷而采取之种种经学制度上的因变措施之原因。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湜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王石谷全黄图》研究

伦敦英国图书馆藏有清代著名画家王翚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绘成的《王石谷全黄图》一幅。此图系由清圣祖康熙帝授命曾任职宮廷的画家绘制而成,不同于以河道总督为中心的清代黄河图,反映了清代河渠图的多样性。《王石谷全黄图》参照了明代晚期和清代前期的黄河图,画面精美,山脉绘制技法尤其精湛,有雍正初年的《黄淮河图》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司马钟的《黄河全图》两个摹本传世,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较深远的历史影响。《王石谷全黄图》先后由东河河道总督和海外收藏机构收藏,摹绘本先后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该图反映了清代河渠水利图的绘制机制和流传方式,在中国地图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魏故城阳宣王(拓跋忠)墓志》考

本文据《魏书》、《北史》的相关史料及以往在大同城东出土的北魏常山王家族成员墓志,对新见北魏《城阳宣王墓志》"讳忠字仙德"之墓主人的拓跋宗室姓氏、在朝官爵声望及其祖辈的历史功绩作了较为详尽的考释。于志文可资证史者,如其祖其父的官爵、墓主本人的履历和结衔、"养疾于高柳"、"薨于外第"后皇帝的格外眷顾等,逐条加以考述。于志文可资补史者,如拓跋忠的卒岁享年及以此推知的生年卒地,拓跋忠妻司马妙玉的出身及拓跋宗室与南来司马氏的联姻,25年后司马氏北归代都平城祔葬的特例及其夫重葬的情况,拓跋忠"白登阳阿"葬地的确切位置以及此地时属京畿永固县的珍贵史料等,尤其予以关注。本文还将《拓跋忠墓志》的形制及书法与同期诸多墓志进行比对,指出:志作碑形志石为平城特有,而其书风则属于魏碑北邙体中以方笔为主的一类,既未脱尽北魏早期即平城时期铭刻书的遗风,又初具魏楷铭刻体的基本特征,堪称魏碑书迹的上乘之作。

5世纪上半叶宗教文化对南北方取名的影响——以元忠暨妻司马妙玉墓志为例

本文以元忠暨妻司马妙玉墓志为例,通过对“仙德”“妙玉”“弥陀”等名、字的分析,试图探讨5世纪上半叶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于南、北方贵族阶层为子女取名、字之时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取“仙德”“弥陀”“妙玉”之字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