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激励与政风之变:论元祐更化的困境与失败

元祐更化在南宋时期被誉为治理的典范,然究其实际而言,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政治成就。针对熙丰时期官员激励机制的强化导致了聚敛严重的问题,元祐更化以“宽仁”为理念,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反对苛政,在废除新法之时,大力整顿监司,在官僚体系内部采用了弱化官员激励的方式,放松对州县官员的监管与考核。但这种弱激励的方式很快就导致了政坛上偷堕之风的蔓延,造成了行政运作的制度性瘫痪,并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造成了全面失败的结局。元祐政坛对偷堕之风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很多旧党大臣开始转而肯定熙丰时期的行政效率,但朝廷最终无法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难题,宽仁之政的理念在现实中难以得到落实。元祐更化的失败使得新法的恢复顺理成章,北宋王朝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轮循环。

司马光的中和思想与成圣动机——以居洛时期为例

宋神宗朝洛阳士人群以司马光等人的圣人意识为代表的道统观念,有与王安石新党集团道统观念以及三不足、理财求利等政治方针相抗衡的意图。“中和”是儒家圣贤之道的基本思想之一,司马光认为它是万事万物得以正常运转和维持平衡的根本法则,可以成为“道”的代名词。“中”是内在规律,“和”是“中”的外在和谐状态。只有明白并严格按照“中和”原则行事,才能够遵道而达道。司马光一方面大力宣扬并践行中和思想,另一方面却深陷失和的政治焦虑之中无力挣脱。他的中和思想,看似中正平和的中庸之道的反映,其实是一种概念化和排他性极强的刚猛之道,以极端的进取心驱动着成圣的愿望。

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科举制是宋代统治者大力推行的教育考试制度,承担着选拔人才的重要任务。宋代士大夫发迹于科场,对取士制度的发展动向密切关注,多次掀起科举改革的争论。治平元年,司马光建议改革省试录取制度,提出“逐路取人”的设想;欧阳修反对其观点,维护原有取士制度,坚持“凭才取人”的原则。这场围绕取士政策展开的讨论,涉及派别利益、人才观念的多方差异,反映了对考试“至公”的追求。虽然司马光“逐路取人”的建议当时未能落实,但对后世考试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学诠释视域下司马光的诗学思想

儒学在宋代实现了新的发展,而与而汉唐儒学截然不同。宋代儒学“元气淋漓”,学派众多,司马光创立的“朔学”就是其中之一。司马光的儒学诠释呈现出了与其它学派不同的特点,脱离了时人对于儒学哲理性的新建构,而注重把儒学联系到生活中,注重“理”的现实性与实践性,特别是对于国家政治的作用。受到司马光对儒学诠释方式的影响,他的诗学思想也有过分注重内容而忽视艺术的特点,表现为回归传统“诗教论”,重视诗歌对社会政治的反作用。司马光提出“诗人之体”的范畴作为他的诗美理想,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杜甫的新接受。司马光的儒学与诗学相互影响,特点明显,虽然在传统儒学史、文学史中不占主流,但是对于研究当时儒学状况意义巨大。在儒学背景下研究其诗学思想,亦会更加深刻。

相感与相分的中和:司马光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吸收与转化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北宋儒者对董仲舒思想的吸收与转化乃是董学史非常重要的一页。司马光身处北宋中期的社会大变革之中,他通过对荀子天人相分思想的借重和中和思想的介入,有效实现了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时代性转化,在协调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上深度体现了对天和人双重有限性的认知,和对天人感应的盲目崇拜与对天人相分的过分笃信,确立了以真正理性的态度审视天命与人事关系问题的典范。同时亦形成了在现实问题上对王安石变法理论基础的撼动。推动中国天人关系理论向着‚天人共济‛的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论司马光的家训及其教化特色

在中国传统家训尤其是仕宦家训的发展历程中 ,如果就其对宋代及以后的影响而言 ,司马光的家训堪称第一。本文挖掘了司马光家训里有关家庭伦理、家庭教育、家政管理中的积极见解 ,并对其教化特色作了分析 。

司马光思想研究主要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司马光思想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现代学术背景下受意识形态及对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感知差异影响,分别形成了哲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宋学演变、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司马光思想研究范式,围绕司马光是不是保守派、是不是理学家、思想成不成体系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料选择、讨论深度及方法适应上的问题。如何克服诸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局限,实现意识形态化研究向真正学理化研究的跨越,成为新时期司马光思想研究的当务之急。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司马光独乐园景观及园林生活研究

洛阳独乐园是中国文人园"园以人名"的典型案例,其园林实体早在元代就已荒废无存,但由于主人的声望和高雅的园中生活,独乐园一直为后人传颂近千年,成为中国古代园林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园林。本文根据历史文献探讨了独乐园的园林布局、造园手法和文人的园中生活,并结合《资治通鉴》的编撰以及独乐园向市民开放等史料,阐述了中国文人园林生活与城市生活的结合。

论司马光“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史上的意义与局限

"中和"学说是司马光《中庸》诠释最重要的内容。司马光认为,君子之学贵在治心,治心之要在守心之"中","中"指的是"无过与不及"之德,学者的工夫就在于在人心"未发"之际,谨守这个"中"字。然而,"无过与不及"之"中",本身就是心之"已发",如何于"未发"之际守此具有"已发"意义的"中",从道学的视野来看遂成为问题,程、朱诸子对此都提出了批评。进一步来说,司马光未能考虑到将"未发"之"中"放在一个"本体"的视域下加以诠释,有"用"而无"体",从而使得他在工夫层面上存在诸多不能如理的地方。然而,司马光所提出的问题,引导了道学的思考方向,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对后来道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他的咏史诗与他的史论相呼应,又似读史札记,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儒学理论建构视阈下的司马光哲学价值新探

在儒家经学变革与唐宋儒学转型之际,在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多样化经典选择体系之大背景下,司马光的哲学理论建构特点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从儒家经学发展的多元路径上看,司马光提出了一条与北宋其他儒者迥然不同的为学进路。他以《潜虚》为纲维,建构了一个由中和之气到中和之政的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理论体系。以理学的理论建构标准来考量,司马光的思想学说虽然与理学有别,不能将其定位为"理学的重要创始人",但却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就对儒家传统的秉承而言,司马光的中和哲学提供了一种与王安石不同的社会变革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