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孔慧怡合译之作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为张爱玲译作之沧海遗珠,此译本凝结了张氏数十年翻译之功。后经孔慧怡整理,张、孔二人合译之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即归化、异化并举之策略和对超文本的有效使用两方面评析这部合译之作可以发现,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再现了原文平淡而又近自然的风格。

归化与异化相得益彰——评张爱玲译《海上花列传》

中国台湾作家张爱玲以她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娴熟的双语写作能力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张爱玲作为翻译家的角色却尚未受到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她对吴语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国语和英语翻译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的分析，说明归化和异化互补并用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此反驳翻译界对这两者关系的悖论，同时也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上海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研究

从《海上花列传》,经由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再到《繁花》,上海文学织成一张绵密的互文性网络,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上海的生存体验;并借助城市光影声色的时空变化、光影声色里的“花”(女性)形象、城中人的心灵状态,来表现城市历史的“核”和日常生活的“壳”,由此指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现代都市文明。

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汉语诗学

《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语言显示,造成苏州土白“软性”的因素有:表达否定因素的“不”的声音被压缩,叠词灵活多样,声调多而且运用大量的语气词,日常生活表达的雅化等。这种苏州土白塑造了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整体而言有如下特征:叙事京语的冷静刚硬与人物苏白的柔和软绵相得益彰;吸收新的时间标记方式和器物新名词,显示了新的语言因素。如果从文学语言的转型角度看,《海上花列传》确实可以作为吴语文学的杰作,但不能以此断定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作。

试论张爱玲的翻译

张爱玲的翻译作为完整的张爱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张爱玲的翻译生涯可分为 :涵泳砥砺期、翻译实践期和精益求精期。张爱玲的翻译涉及语际翻译 (英汉互译、改编等 )和语内翻译 (从吴方言到国语 )。翻译题材从小说、散文、诗歌到电影剧本等不一而足 ,同时亦留有佳译。特别是《海上花列传》注译 ,为这部中国近代小说光彩再现 ,做出卓越贡献。

徜徉在语言的三度空间——论张爱玲译《海上花》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创作成就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从雅各布森所定义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两个层面来论析张爱玲对《海上花》的翻译,可以管窥徜徉在语言三度空间的张爱玲不同寻常的翻译才华。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论语内翻译中的译者阐释——兼评张爱玲《海上花列传》国语翻译

语内翻译不是简单的同一语言内部的语码转换过程,而是在同一语境内部,在保持一定时空距离的条件下,译者对原作做出的新的解释,并且是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上的新的发展。这种继承与发展是语内翻译中译者阐释的结果,具体体现为译文与原文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张爱玲《海上花列传》的国语翻译集中体现了语内翻译中译者的阐释过程。

清末文人韩邦庆生平思想考评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是清末明初的落寞文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涤荡、较量的背景下,他的内心是矛盾徬徨的。他批判传统试图颠覆传统,同时又无时无刻受着传统的约束,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维护传统;他崇尚西方文化,希望学习西方文化以求富国强民,同时又处处以文化大国形象自居,排斥西方文明。

简论张爱玲的翻译作品特色

张爱玲的翻译作品《老人与海》和《海上花》鲜明地体现出了她的翻译特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杂合中,既保持原著的风格,又侧重于读者的文化心理,使读者易于接受。

从《海上花列传》看晚清时期上海女性首饰

梳理《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首饰,提炼晚清(1840-1912年)上海女性首饰的9种款式,分析5类晚清上海首饰相关信息,以期归纳影响晚清上海女性首饰使用的因素。研究表明:影响晚清上海女性首饰使用的因素有服饰搭配、男性趋同、都市现代性等;晚清上海女性佩戴首饰款式分为本帮首饰和洋镶首饰。

现代都市的亲密性之变:从《海上花列传》的视觉转译困境谈起

现代社会的亲密性,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主体如何通过外向的和内向的叙事,在想象性的关系中确认自我的问题。而大众媒介又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它推动城市公共叙事的私语化与私人书写的公共化,二者共同建立了隐私的公共话语体系,即一种"公共的亲密性"。基于上述观察,将特定的文本叙事与关于亲密性的讨论相联系,探讨120年前问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在其自身的图文转译中,以及百年之后在向电影《海上花》的视觉转译中,如何铭刻并参与了现代都市的亲密性之变,其中暴露出的焦虑与困境又如何成为更大范围的认同危机的一种症候。

《海上花列传》英译本译文特征量化评价——基于语料库的视角

传统翻译批评呈现静态特征,无法从广度和深度上对译文质量进行客观评价。语料库翻译学的批评范式使得翻译评价呈现动态特征。在此翻译评价范式内对《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表、关键词、逻辑连接词、可读性等进行量化分析,并和FLOB和Frown语料库中的小说子语料库进行对比,从而对小说英译本的译文质量进行量化评价。

翻译视阈中的张爱玲与《海上花》

一代才女张爱玲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其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却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从翻译视阈来论析张爱玲与《海上花》,可以管窥其不同寻常的译者素养与翻译才华,为张爱玲全面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有益的补充。

《海上花列传》英译本中女性视阈的体现

从《海上花列传》伊始,海派小说的叙事形象开始建立,也可以说"女性"的叙事形象开始建立。张爱玲和孔慧怡以她们独特的女性体验在翻译、编订《海上花》英译本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女性视阈。从书名翻译的选择、原文序和楔子等的删除并加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三个方面,均可说明女性视阈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凸显女性身份的。通过分析女性人物形象刻画中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可以窥见译者精湛的翻译技巧。

《海上花列传》研究综述

从对二十世纪以来《海上花列传》研究的论著与相关论文的梳理与归纳可知,学界对《海上花列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同时也有许多空间有待我们去开拓。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方言著作的翻译策略——以张爱玲译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为例

由于方言的特殊性和翻译的本质使然,方言著作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尚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对于方言翻译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类:标准语翻译,通俗译法和方言对译。方言对译的局限性前人已有论证。该文选取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底本,以目的论为理论背景,指出张爱玲在翻译《海上花列传》时,常常在标准语翻译和通俗译法中合理选择,两种翻译策略相得益彰,对中国方言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海上花列传》描写性语篇英译特征研究

文章以主语驱动原则为视角,分析了《海上花列传》英译本中三类描写性散文语篇,认为其中肖像描写和场面描写的英译以主语更替为主要特征,环境描写的英译以主语稳定为主要特征;环境描写和场面描写的英译还出现了一定比例的空缺型主语。由此可知,汉语描写性散文在英译时应以语篇为基本单位,表现为主语的稳定性和主语更替的有序性,以实现连贯的语篇目标和流畅的文体效果。

《海上花列传》对话中的否定词研究

《海上花列传》对话中的否定词主要有四个:"覅"、"勿"、"无拨"和"无"。它们都兼属副词和动词。"覅"后可接行为动词,除祈使句外,话题性成分皆要提前。"勿"既可以表示对未然事件的否定,也可以表示对已然事件的否定。否定词"无"后可接名词词组的缩略词,而"无拨"则不能。

论《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从良之路

《海上花列传》生动描述了上海洋场的妓女与恩客情欲纠葛的故事。在欲望的纠葛中,回归正常的家庭伦理生活是她们的梦想;辛苦挣扎与落寞是从良路上的常态;心如止水的绝望,是认清现实后,对朴素从良愿望遥不可及心境的写照;和恩客幻真幻假的情爱使其从良没了可靠对象,而对妓女职业本身的诟病更使社会对其从良理想产生了质疑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