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经济特区发展及中国特区经验启示

非洲各国致力于复制和学习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力图通过建立各种形式和职能的经济特区、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和提供便利服务来吸引外资、鼓励外商投资。相对而言,非洲发展出口产业和世界贸易的区位条件均较好,经济特区起步亦较早。经过多年发展,非洲经济特区总体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已拥有为数众多的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工业园、自由贸易区以及旨在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亦渐趋渐进。我国一直保持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成功,对非关系逐渐开始由援助向合作转变,并通过建立中非经贸合作区,实现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输出,最终实现中非互赢互惠。

“六大工程”能为非洲带来什么?——中非经贸合作的长线战略思维

李克强总理访非期间提出的中非合作六大工程是中国政府立足中非各自的发展现状、着眼于未来的长远规划。六大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平稳推进,不仅会对未来中非关系产生影响,也会对中国和非洲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在推进六大工程进程中应特别关注以下问题:六大工程与中非双方相关战略规划的对接;对六大工程最适宜落户国的系统调研:慎重推动"资源换项目"之粪的合作模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前期融资、后期运营和环保:引导和推动赴非投资企业的转型升级。

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非经济合作的启示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自2009年3月份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QE1与QE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贬值、贸易摩擦以及热钱流入等问题,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与非洲各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这对于中非各国促进双边贸易、开展本币互换试点、加快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以及推进货币整合的基础性研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

中国政府在2006年北京峰会宣布了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中非经贸合作区由此在非洲迅速布局,部分中非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初具规模,开始产生经济效益。作为一种独特的援助活动,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带给非洲多重援助效应,能有效解决非洲的资金、设备、技术等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培养管理能力及自主发展能力。但这一新型援助合作模式还处于发展阶段,政府与企业要积极做好政策衔接、产业定位、竞争力打造及本地化等工作,以有效发挥其援助效应。

中非合作论坛背景下的非洲恐怖主义活动及对我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丰硕成果,然而随着“伊斯兰国”全球化拓张与战略转移,非洲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更多挑战。通过使用GTD数据库对21世纪以来18年间非洲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分析,发现非洲地区在北非、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带存在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而通过与我国在非经贸合作的国家与领域对比发现,恐怖主义问题给深度促进中非合作带来严峻挑战。通过对非洲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和原因分析,结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提出从安保力、情报力与合作力三个层面保障我国与非洲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分析——基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相关案例的考察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自成立至今50年来,受理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间的投资争议。我们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投资争议主要发生在接受外资较多,或易发生政治动荡的非洲国家,而提起此类投资争议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传统上对非投资较多的西方国家。此类投资争议主要发生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生产、加工、运营等行业。此类投资争议解决程序中的仲裁员、调解员或临时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其程序也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内进行的。通过对比,中国投资者有利用该中心解决与非洲国家投资争议的现实必要性和实际可能性,但中国需要对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尽量选择来自中非双方的仲裁员,选择在中非双方的地点进行仲裁,并尽量通过调解方式进行。从长远来看,中非双方可以考虑设立"中非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永恒话题,而针对全球最不发达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含26个SSA国家在内的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1985~2015年样本数据,对SSA国家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SSA地区内部国家之间存在条件收敛,即在控制了技术进步率、储蓄率、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和折旧率等条件之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拥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二,在全球范围内SSA国家的人均收入会向其他更为富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条件收敛,但是当SSA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均值的20%水平以后,该条件收敛效应就会被抵消;第三,在控制了政府稳定性、民主问责制、法律和社会秩序等制度变量之后,尽管SSA国家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收敛的瓶颈值并未消失,但该瓶颈值得到了显著放松,其人均收入在达到世界其他地区人均收入均值的35%以后,条件收敛才会停止。可见,落后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上赶超的"后发优势"是阶段性的,而通过营商环境等制度性因素的改善能够延长后发优势的持续时间。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实现全面脱贫,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