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1885-1886)

朝鲜问题一直是甲午战争前夕东北亚地区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在中日双方就中朝宗藩关系体制的存废争执不休的同时,英国和俄国也为争夺对远东的控制而进行了明争暗斗。中国清廷在英俄两国之间展开外交斡旋,中国清廷本着维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出发点利用英俄两国的矛盾,使两国的争端得以缓和,最终以俄国允诺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国撤出巨文岛为结束。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中国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比较成功的特例,但也使得清廷滋长了对未来朝鲜问题再度尖锐化的麻痹,盲目自信的态度也为日后甲午战争的外交失败埋下了伏笔。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英美关系中的缅甸防务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准备以两个军的兵力协助英国防卫缅甸,以保障中国西南国际交通安全、争取中国与英国形成平等合作关系并促进英国与美国更加重视亚洲战场。英国对中方派遣大规模兵力协防缅甸的计划持消极态度,更希望中方在国内战场发起大范围、牵制性的袭扰活动,同意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留在缅甸助战,并允许英方使用部分存于缅甸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国民政府在空军和物资的调配问题上同英方达成妥协,希望在推进中英军事合作的同时,获得美方对中方更多的尊重和支持。美国虽有意弥合中英分歧、提升中英美合作效能,但终究将主要的精力置于欧洲战场,未能起到国民政府期待其在亚洲战场发挥的领导作用。英国在缅甸军事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对中方派兵协防缅甸的态度转向积极,但已难以消解中英间的隔阂和缅甸防务受到的不良影响。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倾向、议题设置,被深深地打上了浓烈的政治烙印。在近代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西藏期间,《泰晤士报》服务于营造有利于英国在藏利益的舆论环境,涉藏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阶级利益和作战意图的文本。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大肆染指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民众认知西藏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中英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英经贸关系历史久远,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中英双边经贸关系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阶段。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是英国第十大商品进口国。中英两国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中英两国经济上明显的互补性及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的顺利运行均为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然而,目前中英双边经贸关系中还存在着双边贸易额占各自外贸总额的比例过小,英对华投资绝对金额不大等问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英平等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必将会有新的巨大发展。

托马斯·斯当东与马戛尔尼使团使华

文章回顾了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过程中的活动,重点论述了随同该使团使华对斯当东一生的影响,旨在引起史学界对这位曾在中英关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英国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

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

文章以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了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围绕修筑中印公路问题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以修筑中印公路为契机,加强对西藏地方主权统辖。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竭力阻挠公路的修筑,并企图以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与筑路计划挂钩。同时,英国还唆使西藏噶厦干扰中印驮运线的开通。英国的阻挠最终导致了中印公路计划的流产,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处境

19世纪40年代,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三百余年。西方的商品货币、坚船利炮、冒险商人和传教士早已来到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应对这变化的新格局,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偌大的清王朝昏然不能自省,沉迷唯我独尊的朝贡贸易体系之中,闭关锁国,孤芳自赏。不能抓住中西贸易的机遇,达富国强兵之目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使清王朝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英国殖民主义者还以清廷禁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动打开,并逐步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教训当世代汲取!

郭嵩焘出使英国述评

郭嵩焘作为晚清中国首位驻外公使,有着先于时人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即由被动到主动的外交意识、由"夷狄观"到"平等观"的外交态度、由"中体西用观"到"本末有序观"的外交选择。这些认识指导了他在驻外期间具体的外交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郭嵩焘的出使也对中国开启外交近代化的序幕、明晰当时与各主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进一步深化对西洋文明的理解等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英国介入印太地区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应对论析

在“脱欧”背景下,英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重要的地区和国家建立起紧密联系,从而实现其“全球英国”的战略构想。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的快速提升,英国通过“转向印太”,加强对印太地区的介入力度,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动因。为了有力维护和拓展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英国采取了以下策略: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安全纽带,强化在该地区的安全部署;夯实与印太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政治联系;扩大与印太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增进与印太地区国家间的人文交流。英国介入印太地区给中国及地区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对此,中国应采取以下应对策略:积极加强与英国之间的战略沟通与对话;防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在印太地区拉拢英国来共同采取针对中国的联合制衡;与地区其他国家一道携手推动“印太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稳定的方向发展。

从握手到携手——英国工党执政13年间的中英关系

从1997年到2010年,英国工党执掌政权长达13年。中英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英国进一步认识到中英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但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与袁世凯的对朝交涉

19世纪80年代,英俄大博弈延伸至东亚,英国为防范俄国南下而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这一时期,朝鲜因不满清朝的控制转而求俄国保护,引发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面对中、朝、英、俄、日各国矛盾的交织,袁世凯在事件发生后,果断改变了废王计划,从背后向朝鲜施压,由朝鲜出面通报俄国,朝鲜请求俄国保护的密函为他人伪造,可以作废,并在英国和日本做出反应之前迅速平息事态,避免了外交局面的恶化。清朝通过该事件得到了俄国不侵占朝鲜土地的口头保证,利用日俄矛盾,转向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

抗战时期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再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大国意识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1942年的印度之行是蒋介石以大国领导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次重要尝试。出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和战后亚洲格局的考虑,蒋介石在力图说服甘地放弃不合作政策及支持同盟国作战的同时,又不顾英国的反对,公开敦促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之后,蒋介石又策动美国对英国施压,反对英印政府逮捕甘地。蒋介石由中立调停到以美制英,再到直接反对的政策演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战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在对英外交上的不够务实。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英国在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政策的同时继续宣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致使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揭示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

棉麦借款、亲英美派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初步建立

1933年,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国民政府中的亲英美派向美国大量举借棉麦。他们此举是想拉近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应对日本愈来愈严重的侵略威胁。由于日本的破坏和蒋介石的不支持,借款没有达到制约日本的目的,亲英美派也在政治上严重受挫。棉麦借款为以后的对美借款树立了模式上的参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因此建立起来,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京报》的流传与19世纪中英关系构建:以“觐见问题”为例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京报》(即明、清《邸报》)"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的注意"。19世纪,《京报》不仅被西方来华人士所重视,其影响范围还扩展至欧美本土。在华英文报纸对《京报》翻译和利用活动,特别是《字林西报》开设的"《京报》摘要"专栏影响了19世纪中英关系的构建,1873年五国公使团觐见同治帝即为其中的典型事例:此事被当时的英文报刊称作"觐见问题"(Audience Question)。事件交涉的核心——"跪拜之礼"问题的解决未能打破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在华英侨在觐见之初所持的乐观心态反而最终归于失望和不满,其态度的转变与之对《京报》的先期定位及对相关译稿的后期解读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