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经贸合作:现状、机遇与前景展望

中日韩三国在经贸领域拥有广泛合作基础与共识,并已构建紧密、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但是,后疫情时代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日韩对华合作面临对外政策导向与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对中日韩经贸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梳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基础与机制,分析当前经贸合作面临的关键挑战与发展机遇,建议在寻求新兴领域合作潜力的基础上,以新型产业竞合关系稳定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以RCEP框架下的自贸联系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最终以中日韩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全球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印太战略”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高度继承与延续,特别是在岸田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甚至更加趋于强化。日美同盟基轴、自身战略认知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变动三重因素,构成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进层面,表现在巩固夯实四方安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拉拢、牵引的力度,并在“印太”合作框架中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岸田内阁以加强对华综合战略博弈为指引,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升级版日渐成形,不仅深度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虽然制衡实效不足以及内政不力使岸田的“印太战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制约,但对于相关外交安全动向,中国需保持时刻关注并做好适时应对。

从构建海权同盟到维护国际秩序:美日在印太开展海上防务合作的多维度透视

2012年以后,印太地区成为了美日海上防务合作的重点区域。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两国重点打造了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三海一洋”安全互动机制,并期望以此为载体构建印太全方位安全合作体系。美日海上防务合作既受传统海权理论、海洋国家联盟等地缘政治思想的较大影响,也是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产物,并与近年来两国携手维持印太地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战略诉求息息相关。拜登政府时期美日印太海上防务合作存在新的推动因素,并呈现若干新的动向,将对我国周边及印太安全环境产生较明显的负面影响。我国需对美日合作态势进行准确研判,并予以有效应对。

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起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寻求共识,增进理解互信,在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文化互鉴、环保合作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但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台湾问题等仍摩擦不断。中日关系发展的掣肘和症结何在,如何构建更为积极的中日关系?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不忘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从长远着眼,加强战略对话,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发展,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关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也是影响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鉴于此,《国际论坛》编辑部邀请国内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历史、影响因素与挑战、中日海洋问题、日本对华认知、两国环保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现将相关内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就必须立足现实基础, 发挥原有优势, 加大开放力度, 综合运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其中, 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与日韩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为充分发挥东北地区与日韩的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 加强与日韩企业的经济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机遇, 为中日韩经济合作筑起了新的平台。同时, 日韩企业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东北经济的振兴,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韩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推动日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促进其国际化进程; 缩小日韩两国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增强竞争优势, 拓展中国市场。

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

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中日关系近年来的走势以及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冷淡态度来看,在中日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冲突没有解决之前,日本不会加入有我国参与的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我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中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研究

日本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义务,需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与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获得“经核证减排量(CERs)”。中国是世界上减排潜力最大、减排边际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日本则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环境技术和节能技术,中日合作开发CDM项目可充分满足双方需求,实现双赢。为了加强中日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应加强政府引导,促进中日间的CDM项目信息交流,增强我国合作开发CDM项目的战略意识,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规范CDM中介机构及其行为。

中日经济关系的转折点

中日经济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已经由昔日中国对日本的单向依赖,转变为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依存。中日经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在于日本能否战胜自卑情结,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中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这一点不但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关系重大。

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必然趋势,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然而,在小泉政府期间,因日本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孤立中国,中日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民主党实现政权轮替后,表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姿态,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前提、原则与途径,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中国对日俄劳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日、中俄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对日本和俄罗斯劳动力输出处于上升趋势,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产生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笔者在中国对日本与俄罗斯劳务合作中存在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中日海洋合作——基于海洋地缘政治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近年来,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中日海上形势从激烈对抗到消极合作,乃至积极合作的方向不断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内涵。第二,其提出了以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精神为指针与海洋强国的终极目标。第三,"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理论研究。2019年以来,中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日本则进入新年号"令和"时代,根据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提出要面对"新海洋立国的挑战",努力寻求国际海洋合作。为此,中日海洋合作迎来了新的机遇,有了更多的合作空间。

日俄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探因——兼议对中俄贸易的启示

日本和俄罗斯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经贸合作一直是两国重点发展的领域。但是,由于受到领土问题、两国国家对外战略的差异以及贸易法律的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两国贸易合作陷入困境。中俄贸易和日俄贸易也有相近之处,尽管原因不同,但是日俄贸易的得失对中俄贸易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日加强海上搜救合作研究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开展海上搜救合作不仅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而且是双方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也是由海上搜救本身特点所决定的,有助于人员和财产救助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因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两国高度重视海上搜救合作并取得一定效果,但也面临许多障碍。对此,中日两国应在现有海上搜救合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各种合作平台,扩大合作形式,共同努力完善双方海上搜救信息沟通、资源共享以及应急联合反应等机制,不断提高海上搜救合作效率和成功率。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成协议,就废除“日台和约”、日台关系的处理方式达成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下,中日邦交正常化并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此后,受国内政治及战略利益影响,日方不忠实履行协议、违背联合声明宗旨和精神的动作时有出现,导致中日之间“台湾问题”反复凸显。由于《中日联合声明》没有触及日美安保体制、“台湾条款”等,这就为日本借由强化日美军事合作介入台海局势留下了空间。日本涉台政策受到“复合逻辑”的支配。鉴于无法正面挑战《中日联合声明》,日本遂将日美安保体制的运用作为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路径。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日美“以台制华”的共同利益增强。加之国内相关法制的调整,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动机、能力无疑都在增大。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动向、动因与挑战

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诸如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经历了由挂钩到脱钩的调整过程,合作的动力从双边转移到多边后又回到双边,安全合作更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等。这些变化与韩国对安倍内阁的历史认知的判断有关,与韩国政府对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和对日本的军事动向的忧虑也有关联,更重要的是美国持续不断的外部施压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日安全合作。由于韩国强化对日安全合作,中国在对韩日政治外交、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塑造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朴槿惠政府对日安全合作的新动向、新动因与新挑战

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呈现出一些新动向,诸如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经历了从挂钩到脱钩的调整过程,合作的动力从双边转移到三边,安全合作更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等。这些变化与韩国对安倍政府的认知调整,以及美国加大对韩施压力度等都有密切关联。由于韩国正在强化对日安全合作,中国在对韩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塑造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中日海外油气博弈:冲突或合作

作为近邻的日本和中国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大国 ,其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令人注目。近年来 ,中日两个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在海外 ,特别是在俄罗斯所展开油气资源的较量 ,则更加为世人所关注。从地缘政治经济和能源对外依存度的角度看 ,两国在世界范围争夺油气资源在所难免。如果中日双方能够避免对抗性、排他性的“零和”甚或“负数”式的传统博弈结果 ,走向建设性“非零和”式竞争下的合作 ,则不仅可以实现各自能源安全的“双赢”局面 ,而且还有助于世界油气市场的稳定和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俄“北极航道”开发对黑龙江省扩大与日韩合作的新机遇

近年来,极地冰块的融化为航运和自然资源开发打开了前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积极推动北极航道(也称‘冰上丝绸之路’)开发,并希望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参与。对此,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日韩三国给予较多关注、各自过出台本国的北极政策,把参与北极航道开发纳入到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为双边及多边合作做准备。在我国政府就俄“北极开发”做出明确指示和安排的背景下,作为对俄合作前沿的黑龙江省迎来了扩大对日韩合作的新机遇,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推进合作中潜在的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