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政策协调性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也日益增强。分析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了重要的并且是正向的影响,之所以存在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是由于中日两国都采取了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外经济政策本身的执行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中国在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取向。

比较经济优势变化与中日经济关系转型——兼析日本得自中国经济崛起的利益

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经济关系获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又到了重要转型期。促使中日经济关系转型的重要原因是中日比较经济优势的变化。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萧条或衰退之中,由此也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了多重阻碍;而中国经济则长期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由此也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形成了多方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对日本经济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夸大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具有明显片面性。

中国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探讨

中国与日本既是近邻,又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两国经济交往密切,两国只有积极合作,不断提高相互依存程度才能实现共赢。两国贸易相互依存度、投资相互依存度和生产相互依存度三个指标对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障碍与希望

东北亚各国经济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东北亚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经济互补性不会自动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东北亚合作面临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六大障碍。其中,排除来自美国的障碍也与日本有关。本文最后分析了东北亚合作的希望在于解决5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复兴;要合作共赢,不要危险的博弈;日本在中美间的作用,韩国在中日间的作用;正常国家要有健康的政治和正常的思维;中日关系的一项过渡性的选择:政经适度分离,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

中日政治关系对两国贸易影响研究

近几年随着中日贸易规模不断壮大,摩擦也愈演愈烈,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在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对两国贸易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应把握两国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济与贸易投资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系统,建立行业协会等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措施。

中日经贸现状分析及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经济贸易日益密切,这是因为中日两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双方贸易合作的必要性。但在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存在诸多政治的、经济的制约性因素。中日双方正视这些问题,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将有利于双边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中日经贸架构下的ODA解读

围绕ODA这一不失为一种善举的日本对华政府援助,近期不断传出与其初衷相悖的声音。日方目前已把ODA传递中日友好的经济行为赋予其深重的负面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外交法码的性质。肯定ODA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同时须正视ODA91%以上的有偿性以及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中国的损失。目前ODA的去存已远远超出其问题本身,涉及中日间的资源、领土及政治等两国关系的实质问题。中方需要政治智慧并确立相应科学的对策。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除了中日两国自身利益关系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在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中心,进而考察中日经济关系中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并在探讨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看,两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两国关系会在摩擦中继续发展和加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繁荣。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客观的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更多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观察这个邻居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为双方重新获得彼此之间的正确认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又为两者关系的发展平添了莫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增进好感的重要渠道。冷战的展开,使得初现曙光的中日关系又落入谷底,但此时日本经济界人士,或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或因为对华亲近而要实现中日友好,对推动并实现中日民间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经济政策:1978—2008年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对日本对华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日本调整对华经济政策的依据,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阶段性升级,日本对华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其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纠错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消解日本国内外各种消极经济因素的干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保证了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