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37-1941年的中苏关系

抗战时期,中苏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的差异,决定了苏联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当苏联战略需要与中国利益一致时,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战事业,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而当苏联的战略需要背离中国利益时,苏联外交的大国主义作法则越发明显,甚至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牺牲中国利益。因此,在时局发生剧变之时,中苏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得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趋于冷淡。

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到1950年1月底,中苏关于同盟条约以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谈判基本结束,其结果都是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在此期间,特别是此后的谈判中,苏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希望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弥补其"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双方有关苏军使用中长路、补充协定、股份公司、专家待遇和汇率等问题上。尽管中方在后期谈判中作出妥协,斯大林还是在中苏外交谈判之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其后果很可能使中苏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1917-1949)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及其与中央政权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同时,中央和地方政权与各种外国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苏联(苏俄)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到1949年,中苏关系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转移。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多层次和多主体特征使这一关系成为同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并留下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领域除中苏关系之外,还有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共产国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多层次、多主体这一特征应该是研究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中苏关系与中苏援越格局的演变(1956-1975)

1956-1975年因中苏援越程度不同,中苏援越格局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据此可分三个阶段。中苏援越格局演变的因素诸多,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即是其中之一。中苏都把两国关系的演变、外交策略的变动作为本国制定、调整外交政策的基础,从而影响了两国援越的方针和格局。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中苏结盟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45-1950)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此间中苏关系的发展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以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两个中苏同盟条约为基点,梳理此间中苏关系的发展。本文认为,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中苏关系的演变是国际格局影响的结果,同时又有力地反作用于国际格局。

中苏分裂后的北三角关系考察(1959-1989年)——以朝鲜为视角

1959年中苏分裂后,所谓的北三角联盟实际上就只剩朝中、朝苏联盟。平壤同时维持同“两位老大哥”的联盟关系并不容易。1959-1964年,朝鲜偏向中国,引发苏联不满;1965-1970年,朝鲜倾向苏联,中朝关系受到影响。1970年以后,朝鲜外交才趋于成熟,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始终是塑造朝鲜外交的主要因素。

中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戏剧艺术合作

中苏在戏剧艺术领域合作的历史是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为例,笔者所依据的史料来自俄罗斯档案基金会及各类期刊和杂志。中俄人民对彼此艺术的了解始于沙俄和晚晴时期,1917年革命后,两个民族在戏剧艺术领域的交流开始不断加强,这股潮流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及两国首都城市率先兴起。在中俄关系中西伯利亚地区占据重要的跨境地理位置,这些进程间接地对该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在戏剧艺术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苏联剧院开始排演许多中国题材的剧目,两国剧团开始进行巡回演出。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国工人通过业余演出形式将中国艺术传播给西伯利亚本地民众。20世纪50年代,双方艺术合作的中心城市是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20世纪60年代,双方的文化艺术交流中断,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在戏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再次兴起。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对于 195 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谈判过程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异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 ,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其中主要有三个有争议的问题 ,即 :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问题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问题 ;关于毛泽东对《补充协定》

从中美苏战略三角到中美俄战略三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美苏(俄)三个大国之间先后形成了两个独特而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两大战略三角对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内涵、结构和走向,三大国在其中的地位、处境、作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中美俄战略三角并不是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简单恢复或延续。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历史的链条往往是断裂的,即使在朝鲜战争这一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情况依然如此。本文依据近几年最新解密和披露的档案文献,把过去十几年有关朝鲜战争研究中断开的历史环节连接起来,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真实能够有一个比较连贯和完整的了解。这包括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战前对实现朝鲜统一的途径的认识,中国军队中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苏联代表在战争初期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真正考虑,斯大林与周恩来黑海会谈的结果,以及斯大林出尔反尔、拒绝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背后原因等等。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1947年10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斯大林并无意在亚洲也建立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与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提出让中共领导亚洲革命,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但不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中共得到莫斯科的原则意见后,立即开始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实际上取得了对亚洲革命的主导权,虽然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机构,但是通过开办马列学院和各种专门学校,以及把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聚集到北京,中共已经开始领导亚洲革命,特别是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也已经向中国转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不再提起,但直到1960年代初,中国始终是亚洲革命的中心。

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

在盛世才治疆的很长时期,新疆与苏联关系密切,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抗战后期,蒋介石决意利用世界大战解决边疆问题,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1944年8月,盛世才企图重新调整其政策。在中央压力之下,盛世才被迫辞职离新,新疆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张学良趁蒋介石推动所谓"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企图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路上应享有的权益。代表日本立场的《盛京时报》对此特别关注,从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事件的报道经历了相对客观、恶意挑拨、重新回到相对客观的过程,由此可以比较清晰的发现日本立场的转变。

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

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 ,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相左。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 ,中美关系应从属于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本身是复杂的 ,美国应实行多中心的政策 ,应利用中苏分裂减少美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担心。卡特在 1977年受万斯影响较多。由于缓和的衰落 ,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卡特在 1978年年中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

美国最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20世纪60年代初、中和末期撰写的中苏关系评估报告,通过不同层面,较客观地分析了此阶段中苏关系的变化情况,较为准确地判断和预测了中苏关系的走向。但是,不同体制国家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对社会主义国家决策程序必要了解的不足,重视苏联动向的习惯,以及文革造成的中国国内局势的动乱,使得报告作者的理性考量也存在不少偏差,对中国方面的某些迹象缺乏敏感。

试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偏差并日趋“左”倾。中苏关系的这一段曲折历史为世界各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前车之鉴 ,国际关系只有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拥有和平有序的世界。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国档案利用

冷战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的两次转折都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而探讨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俄国档案开放虽然呈收缩趋向,但已有的文献还是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国际学界关于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在近20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中苏同盟建立、发展直至破裂,以及中苏关系与新中国外交起源之间相互影响的诸多新观点和新视角,无疑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年)

文章着重研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反应及其应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与援华集团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和偏见。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内再次掀起了对中美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圈的对策。文章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关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美国国内决策层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与之有关,因此很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核策略

核武器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在美苏互动、联盟关系等方面,核武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为此采用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主要表现为安全施压和经济施压两条路径。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也是促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通过反事实推理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检验美国核威慑对于分化中苏同盟的作用。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和高度敏感性,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中苏核合作与中苏同盟互为影响,中苏在核合作方面存在供需矛盾,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既援助又限制的态度导致双方在核武器合作方面矛盾不断,成为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重要根源。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恶化,核武器又扮演了重要的助推因素。尽管美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华核威慑对分化中苏同盟的重要作用,但却产生了巨大的非意图性后果,由此也使得冷战期间核武器在中美苏战略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