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地位认知的影响因素--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实证调研

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台湾优越的地理位置,长期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二战胜利后,台湾问题本来是国共内战遗留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的多方阻挠,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建交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经历了中美对峙、中美建交、冷战后和9.11后以后,美国民众到底是如何认识中国台湾问题的?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利用美国人对华态度实证调研的数据,全面解读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台湾,并从中了解哪些因素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地位的认识。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美国对华文化外交(1970-1979):一种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美文化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乒乓外交"。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应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即中美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地输出。

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越华侨争端的公开化

中国选择在1978年5月24日,即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的第二天公开中越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这首先是中越华侨争端已经严重到必须公开的结果,也是一种有目的的安排。中国通过这样的安排,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高层在会谈中有关越南和苏联问题的重要共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使美国意识到,在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必须暂缓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

从近代到冷战时期,海权问题一直是重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对美国海洋霸权、维护我国海洋安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冷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具有遏制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并集中体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领域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沉重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1949—1969)

1949至1969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了一系列准军事援助。该援助行动的实质是为美国远东战略利益服务,其目标是利用西藏分裂势力遏制与分裂中国,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情报和准军事训练技术;在西藏实施公路袭扰和破坏行动;为达赖集团提供军事物资和活动经费;与印度情报机构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合作等等。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中美新能源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新时期中美新能源合作拓宽了中美关系的边界,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重塑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中美新能源合作依然面临"技术管制"、"碳关税"、"产业补贴政策"等阻力和障碍,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强化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促进两国新能源合作。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损害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剧了香港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存在激化中美关系的可能。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实证调研——基于“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话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中国经济是否具备国际影响力却有颇多争论。本文从美国民众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研究表明,64.3%的美国民众认同"中国的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党派归属、接触何种媒体并没有就此问题对美国民众施加限制影响,而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认识到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意舆论对"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看法后,中国需要客观地、冷静地对待该问题,合理地在世界范围内应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来实现国家战略。

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立场转移,给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中国的"断续线"主张提出质疑,还指责中国阻碍南海航行自由,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积极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外交帮助和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飞机和舰船进入南海争议地区。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涉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及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态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并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国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积极稳妥应对南海困局。

论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忧虑”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因而引起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家、评论家和学者们的忧虑。他们担心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会在意识形态、石油资源和军事领域对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从而破坏美国在西半球一贯奉行的门罗主义传统。美国方面的忧虑主要限于某些右翼人士,并不反映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主流立场。在中美两国政府致力于加强在拉美事务合作的背景下,这些右翼人士的言论并不会对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应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与二者密切相关的东海、南海争端不断升温,东亚地区陷入了明显的安全困境。然而,由于学界目前对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并日趋复杂的安全困境图景缺乏清晰界定,不少讨论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特征。究其根源,主要是这些讨论过于简单化和静态化地理解了安全困境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因此,本文将从对理论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入手,对安全困境进行明确和严格的定义,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分析东亚地区目前出现的主要安全困境,按照学理标准将其分为低度安全困境(中国同东南亚部分国家)、中度安全困境(中美)和高度安全困境(中日)三层次;最后,针对上述三层次的安全困境,本文将分别提出中国的应对思路。

文化因素与美国对华外交

在一国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美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具有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从18世纪开始交往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这些特征在美国对华外交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缅关系改善对西南油气进口运输通道的影响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实施标志着西南油气进口运输通道初步成型,这对于我国实现油气进口运输通道多元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美国和缅甸关系迅速改善使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前景开始受到影响。美国通过促进缅甸民主改革、支持缅甸国内外各种非政府组织、介入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及解除美国能源企业在缅投资禁令等方式对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施加影响。在美缅关系迅速改善的背景下,如何维护西南油气进口运输通道的安全将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外交课题。

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一项研究议程

一般认为,国家崛起与外部信任构建过程并不具有兼容性,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一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猜忌和疑虑。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则认为,这种疑虑关系属于一种工具信任形态,并未排除基本信任成分。按照信任关系发展的基本层度,在工具信任、情感信任之间可以建立"关系信任"的状态,本文尝试从关系本位出发,构建关于崛起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理解框架,探究二者同向展开的可能性。最近20年中美信任关系的演进过程已证实:安全崛起的良善前景,关键在于持存关系信任,重视共在策略,增续情感成分,调整相互预期,避免长期滞留于低信任层度。

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评析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下简称IRFA)是由美国保守派推动制订的一部具有域外效力的美国国内法。由于该法所包含的双重标准以及该法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诸多问题,该法实施以来“产生”的域外效力十分有限, 未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但在美国社会不断保守化的背景下,IRFA对中美关系的间接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视。针对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歪曲,中国政府予以外交上的坚决谴责是必须的, 但从根本上说,在宗教领域奉行接触政策,勿视美国为敌,怀柔美国应是当前我国韬光养晦外交的较佳选择。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核策略

核武器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在美苏互动、联盟关系等方面,核武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为此采用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主要表现为安全施压和经济施压两条路径。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也是促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通过反事实推理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检验美国核威慑对于分化中苏同盟的作用。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和高度敏感性,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中苏核合作与中苏同盟互为影响,中苏在核合作方面存在供需矛盾,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既援助又限制的态度导致双方在核武器合作方面矛盾不断,成为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重要根源。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恶化,核武器又扮演了重要的助推因素。尽管美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华核威慑对分化中苏同盟的重要作用,但却产生了巨大的非意图性后果,由此也使得冷战期间核武器在中美苏战略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1959—1989)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干涉活动。国会早期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包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保障;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从1987年开始,国会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插手西藏事务,其立法活动的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不仅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与中美关系

美国抛出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尚未达到美国的预期目标,“中国责任论”又随着美国政要的相继访华应运而生。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由“威胁”到“责任”的转变,是美对华战略层面变更,还是仅为战术方针调整;是美对华表示善意的真实体现,还是对华制约的另类手段等问题,仍值得我们去审慎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