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疑不决:从解密档案观察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过程——兼及冷战国际史档案的收集策略

已有的讨论虽然分析了印度支那问题对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明确解答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正式提出的以及法国为何要搁置承认两个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法国外交部的文件和部长会议记录,能够发现法国政府是于1950年1月初计划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该决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4月之后,法国主要考虑了美国的施压、中苏关系日趋紧密、英国承认后却未获取好处等因素,决定长期搁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承认中国问题的决策过程体现出的犹疑不决、软弱无力,反映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特点。这一案例说明,了解一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具体的馆藏情况,挑选关键的档案等,有助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自己的研究资料。

中美日大国博弈框架下的中日关系--兼论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本文试图把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中的转变放在中美日大国博弈的动态框架下进行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关注国际关系中敌友转换的五个动态因素,即国家利益、力量对比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内政外交互动五种变量。文中选择近两个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之后对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审视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我们今天研究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高校间国际学术关系的理论诠释与价值澄清--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构建高校间国际学术关系是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理念与实践的再构,是中国高校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重要路径。这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何构建这样一种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范式,将成为中国高校共同面临的发展议程。从国家层面来讲,应从优化政策牵引与调控入手,筑牢政策与发展的基础;从高校层面来看,应在深入理解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文化的基础上,在充分认识构建高校间国际学术关系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挑战的前提下,以深刻把握我国对外交往关系的最新动向、坚持汉语的国际推广、加强前沿和传统学科发展的科学布局、塑造学术共同体意识等五个方面为关键抓手,筑牢理念与行动基础。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

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调整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华合作议题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具体表现为俄罗斯积极推进与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解除对中吉乌铁路项目的限制,放宽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准入许可”,并加快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本轮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受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在国际层面,俄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与西方全面对抗、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衰退和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等因素迫使俄罗斯加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力度。在国内层面,政界与非政界精英基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局势,趋向于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认知。两个层面因素共同推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转向,这有利于俄罗斯部分缓解其与西方对抗的压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短期来看,俄罗斯本轮政策调整的方向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不能排除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应急目的和暂时性特点,鉴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仍有回调的可能。

清代前中期宫廷西洋人的外语服务述论

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洋人活跃在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宫廷,为皇帝提供各类服务,外语服务即为其中之一。宫廷西洋人以皇帝奴仆的身份,为欧洲各国使团访华、中俄外交谈判、教皇特使访华等外交事务提供翻译服务。为了在华传教事业,宫廷西洋人利用其译员身份助力或干扰欧洲使团访华活动,有意交好俄国使团成员,谋求中欧陆路交通可能性,但该群体的确无能力和意愿影响传统外交朝贡制度框架。此一时期宫廷西洋人还参与雍正朝内廷拉丁语学馆的教学工作,乾隆朝《华夷译语》“西洋译语”的编撰工作。清代前中期诸帝无意建构中欧交往及语言文化沟通长效机制,作为皇帝奴仆的宫廷西洋人也很少在服务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近代华盐外贸的展开与盐产业转型——以中日辽东盐、青岛盐交涉为切入点

1906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围绕辽东盐出口的交涉无果而终,凸显了传统时代并不严格存在的华盐外贸问题。进入民国后,盐的工业化生产使中国既有盐业市场的产品结构和资源流向发生深刻变化,成为1926年中日青岛盐交涉最终解决的产经背景。前后两桩交涉不同结果的背后,是新兴的盐业外贸活动对传统盐政演进逻辑的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食盐业向盐化工业的逐步转型。

民国时期印花税稽征中的政商纠葛(1929—1936)——以天津汽水贴花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民国税制结构中较为活跃的变量,印花税的稽征攸关国利民生。1929年天津印花税局援例催征汽水印花特税。1929—1936年间,天津汽水同业公会因汽水贴花“华洋不能一律”反复函请天津总商会、印花税局、市政府(党部),直至财政部,恳请免征汽水印花,均遭到上级机关驳斥拒绝,酿成汽水贴花纠纷。在迁延数年,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天津汽水商民组织反对贴花后援会,衍为群体请愿的暴力抗税行动。后经天津市政府(党部)调节,征缴双方关系虽有缓和,但最终以天津华界汽水厂家尽数迁往租界告一段落。这次汽水贴花纠纷反映了民国税收制度中因“华洋分岐”产生的稽征困境,同时也映射出地方政商纠葛中的复杂运作实态。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主义精神的改造,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盾区,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特朗普特质”与中美关系前景初探

本文认为所谓"特朗普特质",包含三个方面:商人思维、"政治素人"、及其个人的性格特点。"特朗普特质"有可能导致的对外政策风格为: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倾向双边主义,实施精确管理;因为过于主观或主动而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基于"特朗普特质"的分析,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表现为:利益主导;经贸关系议题凸显;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双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所强化;"戏剧化现象",等等。

新形势下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逐渐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变。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发生的多次争议事件导致局势不稳加剧,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及中朝双边关系面临微妙形势。分析当前中国对朝外交新形势,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调整对朝政策:承担必要责任,摆脱被动牵制;撬动对朝"杠杆",发挥主动影响;遵循务实原则,谋求国家利益;理解对方关切,保持传统友谊,从而实现中朝关系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来源、收益与影响

本文在历史回顾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从来源、收益和影响等方面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主要源于对美贸易顺差的外汇储备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重要资金来源。尽管有着较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但与其他投资方式相比,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高。此外,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无论是以总额或者比例衡量,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不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威胁。总体而言,中美在金融关系方面还是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中国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试论澳中建交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

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 ,对争取全面改善发展与亚洲关系、调整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和积极影响。澳中建交使亚太国际关系格局朝着利于力量均衡的方向发展 ,并为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推动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睦邻友好及地区合作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为澳大利亚与亚洲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持久的活力。

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四十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内在西北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成果可谓异常丰硕。由于中国西北地区涵盖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所有地域,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化遗迹和遗产,使得今人拥有极大的研究资源。研究内容涉及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经略、佛教传入中国并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粟特入华、波斯“三夷教”以及中亚、印度、伊朗、地中海文化的交流等。相关材料包括敦煌写本、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佉卢文写本、黑水城文书、敦煌吐鲁番龟兹石窟等。由于无法面面俱到,只择其要者从五个大的方面进行论述:中国古代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流、新疆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入华粟特人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三夷教”入华与西北丝绸之路等。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关税与厘金的纠葛

关税与厘金的复杂关系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是外交谈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厘金产生之后,就与海关的子口税产生矛盾,从而产生了漫长的裁厘加税谈判。随着关税地位的上升,中国方面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裁厘加税又转变成列强要求裁撤厘金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之间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协定关税和厘金同时废除。从近代关税和厘金的纠葛来看,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和列强为本国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也暗含了中国政府加强自身统治力量与列强控制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