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bright Program: A Bright Facet of Sino-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America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a-U.S.Fulbright Program is surely a bright facet which should not be ignored.This program has been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for the two countries,promoting Sino-U.S.communications in the domains of education,academia and culture,and propelling the diffusion and advance of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The Fulbright Program in China still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waiting to be improved,and one obvious problem is its coverage in China.To solve this problem,mor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hina-U.S.Fulbright Program,and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generation of immeasurable value for the prosperity of Sino-America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and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中德人文交流的历史演进、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德人文交流经历了关系起步、快速发展、全面升级、波折前进四个发展阶段,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可持续性的总体特征,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动态变化。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为进一步发挥人文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德双方还需加强人文交流的长期规划,并将其落实落细,注重突出中德文化的共通点,强化德国对华认知中的积极因素。

重新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

本文基于新近在儒拉故居发现并整理出的一手资料,以及中意两国官方档案馆藏历史文献,重新叙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的在华经历及交游情况,诠释其作品内容,还原其创作过程,剖析内蕴思想,从而对儒拉的历史形象及其汉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在华期间,儒拉凭借医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还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成为清末民初最接近中国权力和文化中心的欧洲人之一,与晚清皇室、民国政要、文化精英等交往密切。儒拉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可为近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域外传播史、西医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和新鲜思路。

纪实影像中旧金山城市形象建构研究——以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24小时—旧金山》为例

通过梳理美国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24小时——旧金山》中旧金山的理念、行为、视觉形象,探析这些城市形象的主要建构方式和影响城市形象建构的因素。研究发现,该纪录片以城市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作为底层叙述逻辑,将设计好的形象进行建构与串联,试图在满足制片方和相关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诉求的同时,塑造出旧金山正面、多元、全面的城市形象。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对西方专业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传教士汉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厘清。传教士汉学不仅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其学术成果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500—1800年的初识与和平交往期,以及1807—1949年的紧张与冲突期。传教士汉学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帝国”流亡上海的难民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流亡在上海”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各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文化震惊”(Kulturschock)和陌生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着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关系。该文从第一种观点入手,解析了流亡上海的难民对日常生活中中国音乐的轻视态度、流亡音乐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与尊敬,及流亡作曲家对中国现代音乐的贡献,从而准确而详实地展现“第三帝国”时期难民音乐家在上海期间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中的中国信息

《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中的中国信息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海外的活动情况;二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三是中国信息的直接记录,其中不乏相关图像。抄本中的中国信息真假皆存,但从实之处多于虚幻无实。抄本中中国信息的记录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西班牙统治者要求收集新认知地域讯息指令,其次是中国在亚洲的巨大影响力,最后是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野心。抄本中多种多样的中国信息可能来源于不同渠道,体现了西属菲律宾作为信息汇集地的功能。抄本中的中国信息不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有西方视角下的解读,因此,可将其视为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

从《谟区查抄本》中的哪吒形象看16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

《谟区查抄本》是一部记录16世纪末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地理信息、族群特征以及文化资讯的西班牙人主导完成的手稿作品。其中有关中国神灵部分所塑造的哪吒形象极具中西交流的代表性,不仅借鉴了中国同类型文献中的图像和文字叙述,还融合了西方绘画的风格和技巧,以及作者在西方框架中引入路西法的故事对哪吒的理解与诠释,使之更符合预设的西班牙读者的价值观,因而可将《谟区查抄本》视作当时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与华人合作交流的文化载体。抄本中的哪吒文本与现今可见的中国文献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将多种汉籍中有关哪吒的情节进行了拼接;二是彼时存在与抄本中类似剧情的底本;三是其内容得于传闻,通过作者的自身理解所构建。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西班牙统治阶级为读者受众为前提,是中西文化调适融合的成果。探究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或可推测出其所在的中国神灵部分是按照职能进行组合与排序,也可看出作者与教会人士对于中国信仰的不同态度,这是寻求抄本其他部分作者的一个路径,此外更为研究明代哪吒崇拜提供了新的材料。

话语变迁与谱系构建:日本国家叙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日本的国家叙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关涉日本的民族性、价值观、文化惯习、社会结构等主体性层面的要素,还依赖于中日两国一直以来的文化交涉与政治交涉等主体间性层面的要素。其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制于东西方力量的变迁,在历时性话语上分别被表征为“楷模帝国”、“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从根本来看,这种话语谱系是一种为了应对外来力量刺激、建构“自我主体性”而形成的虚拟想象集合。面对日本国家叙事的片面认知与主观评价,我们需要在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实在”的基础上,借助对话与交往展示好中国的“国家外在”,以自我叙事重构中国国家形象。

沟通中印两大文明的当代使者:谭中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印度华裔汉学家谭中教授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贡献。谭中教授以其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家学渊源,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的研究涵盖广泛,通过对其研究和著作进行分析,了解他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学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贡献,可为两国人民提供宝贵的知识,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他的成就不仅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也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甲羌”在“羌姆”中的展演看汉藏往来的记忆共叙--以康区白玉寺“莲师羌姆”为例

白玉寺莲师“羌姆”凭借对“甲羌”的周期性展演,完善了自身宣扬佛理,整合僧俗,聚揽信众的宗教仪式功能,而围绕着“甲羌”的来源,在不同身份的人群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记忆。文章主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文成公主引入说、汉藏通商说以及皇帝开许说等多重记忆生境的考证,挖掘其背后所隐喻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借助当下时空与历史情境的对话,复现了藏边社会民族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族际互通及政治秩序互构的发展样态。凸显了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展演“甲羌”所发挥的培育民众共融情感,强化族群文化认同,构筑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作用。

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趋势研究——兼论中土高等教育合作交流

作为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影响着本国的教育发展,也是中土两国教育合作交流的基础之一。近年来,土耳其积极融入欧洲高等教育区,努力打造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体系,紧跟全球高等教育变革动向。文章结合土耳其国家战略、人才交流机制,以及当前国际形势下土耳其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趋势,从先决条件、人才培养和未来目标三方面分析中土教育合作交流的优势和空间:协同发展战略需求一致,联合建立双边高层次人才交流机制,共同助力发展中国家“去边缘化”。

“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大食窑”体现的中外陶瓷交流

《格古要论》是一部专门品鉴器物的古代著作,其中《古窑器论》按窑口分类描述陶瓷外观特征,记载新贵阶级品鉴真雁优劣的标准,反映元末明初国内陶瓷特色,亦涉猎部分国外窑口,如大食窑。《古窑器论》所述陶瓷多为宋元时期,此时我国对外贸易繁荣,华瓷出口直接影响其他地区陶瓷生产,催生出极具当地特色的陶瓷,后经贸易返销至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根据《大食窑》原文描述,寻找与之相符的文献记载及文物证据,探究其中的联系和影响,论证此时期的中外陶瓷交流。

美国戏剧经典的跨文化呈现——以《推销员之死》为例

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携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亮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大获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文化展现,对20世纪的中外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论是该剧的“表现主义”创作手法还是其综合使用舞美、灯光、音乐等虚实结合的演绎手段,都高水平地反映了现代西方戏剧在编排和表演中的巨大优势。《推销员之死》和紧接其后其他国外经典剧目在中国剧场的先后上演,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我国的戏剧工作者,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韩国学界研究妈祖的现状和课题

本研究梳理了近年来韩国发表的妈祖文化研究成果,包括7篇学位论文、3篇单行本和45篇学术论文,并对其进行综合评述,指出目前韩国对于妈祖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认为,中国宋朝与高丽时期的妈祖文化交流有很高研究价值,从思想和宗教哲学角度对妈祖文化进行研究,成果将在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层面有更大的发展。

“中法文化论坛”对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启示

“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中,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基于求同存异、协作共赢之上,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法文化论坛”作为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新品牌和新名片,在助推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公私合作、增进价值认同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该文首先介绍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和中法文化交流概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法文化论坛”,最后探讨“中法文化论坛”对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几点参考和启示,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新时代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以日本研究为中心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动因与展望

以中法关系为聚焦点,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分析其动因,并对二十大之后人文交流的新动向进行展望。十八大以来,人文交流走过的历程以线性轨迹目测,呈现为上升—阻滞—再发力变向的图线。十八大之后的中法关系走势良好,通过元首外交提升和推动人文交流,赋予了中法交往以个人印迹。2020年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形势下,人文交流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十大之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有利于人文交流的开展。我们需要切实关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语言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所需要的外语能力与作为工具的外语能力存在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