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S READJUSTMENT OF CHINA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pecial bilateral ti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it＇s a matter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Abe administration has long pursued a ＂bet-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lthough it claims that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i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t pursues ＂Strategic Diplomacy＂ and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to hype up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not only makes China-Japan relations to continuously fall into a vicious circle of＂repeated deterioration＂, but also become an uncertainty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In addition, it reflects the ＂diplomacy dilemma＂ of the Abe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日本大学治理的新动向和思考

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社会结构性变革,日本发起了旨在构建“政府-社会-高校”共治的大学治理改革。在这场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处理府学关系时逐渐强化了对大学的监管和制约;社会力量通过决策咨询和审议、社会评价与监督、社会问责等方式深度参与了大学治理;面对外部主体影响力的凸显,日本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矢量呈现出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动态变迁。纵观日本大学的治理过程,一是政府在大学治理中要发挥权变引导作用;二是社会力量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需有序有度,发挥媒介和缓冲作用;三是大学内部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需共轭耦合,深度整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大学治理改革举措的探索与研究,对我国进行大学本土化治理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对日“涉倭”外交

明朝建立之初,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沿海日本海盗猖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明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平息沿海“倭患”,同时也希望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然而这一想法从洪武萌生,几经起落,直至永乐中期才通过建立勘和贸易的方式得以实现。通过对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窥见从洪武到永乐明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同时也反应了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本质是围绕“倭患”问题展开的“涉倭”外交。

儒兵两家在江户日本的碰撞与交融——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评介

前田勉的《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近世日本の儒學七兵學)》是系统研究日本儒兵关系的开山之作。该书认为,在“兵营国家”的体制下,儒学与兵学的对立是近世日本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作者通过九位江户时代思想家的案例,展现了儒学与兵学对立的具体样貌,并指出这种对立在明治维新以后转化为“军国主义”与“平民社会”的对立。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书中新颖的研究视角为我们了解近世日本思想史提供了帮助。

二战遗产与战后日本对缅甸的外交

二战后的日本外交建立在二战遗产的基础之上。二战遗产既有日本因为侵略伤害与后遗症对受害国所负的责任,还有日本在战时与各国建立的人际关系。在以日本旧军人铃木敬司、奥田重元和缅甸“三十志士”成员奈温为代表的两国“故交”协助下,战后日缅关系不但没有受困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束缚,反而经由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形成了友好关系。同时,日军在战时扶植“三十志士”的历史也愈发受到日本的注意,并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对缅关系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日本选择性记忆战时历史,构建了日本“帮助”缅甸独立的历史叙事,并据此提出日缅两国间存在“特殊关系”。“特殊关系论”不仅促使日本以援助缅甸为己任,还彰显出日本以偏概全、篡改侵略事实的企图。

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

2011年日菲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得以快速发展,在共同身份塑造、合作机制构建、海上演训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援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日菲强化安全合作并非偶然现象,除了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受两国亟须共同应对安全议题,协作推进彼此对外战略等内生动力的驱动。在以上多重因素推动下,日菲安全互动进一步升温,呈现向“准同盟”发展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菲协同打造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机制的趋向日渐清晰,势必对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日本智库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以“富士山对话”及其智库报告为例

资本主义国家智库以其具有权威性和理论性的特点,常能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以“1.5轨”制为特征的“富士山对话”以年度会议、交流互访的方式为美日两国提供了交流平台,“旋转门机制”在其中起到作用,使“富士山对话”成为日本政府向美国方面传达立场的重要渠道之一。此外,“富士山对话”出版的智库报告以模仿“阿米蒂奇-奈”报告的方式引起了美日两国的关注与研究。“富士山对话”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本身具有的雄厚背景,“富士山对话”可吸引美日两国的关键政治家与学者的关注与参与;其次,其撰写的智库报告以巧妙的形式针对美日两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两国都可接受的建议,其建议对美日两国在合作中应对危机非常有利;最后,“富士山对话”归根到底是为美日同盟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其议程下探讨的问题也皆与美日同盟的共同利益息息相关。

日本自民党“文教族”与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1980年代以后,日本自由民主党逐渐培养出了一批熟悉特定政策领域的“族议员”,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爆发后,自民党“文教族”由于保守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对所谓“教育主权”的坚持,立场极端强硬;自民党领导层和外交相关议员则认为在教科书问题上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党内双方通过非正式接触和正式会议,最终兼顾双方意见,出台了两年后重新审定教科书、重视与邻国友好的方案,获得了中方谅解。在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族议员”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只有获得其肯定,相关决策才可能推行。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 ,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为官方外交的基础和补充 ,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 ,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 ,也是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做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首先 ,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到历史“瓶颈”的关键时刻 ,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其次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思想为指导 ,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先行者 ,从原则与细则方面 ,与中国方面达成共识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清扫了障碍。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经济合作成果尤其显著,其中日本ODA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维系中日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分析范式,从政策决定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互动、中日关系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和考察日本对华ODA决策、实施的过程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未来走向,有助于我们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适时制定灵活的政策方针。

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从贸易新伙伴、中国因素到中国特需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日两国间贸易往来的迅速增加和日本企业大量对华投资,中日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成了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伙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10多年发展与日本经济结成了密切联系,成为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中国因素”。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国,在日本2002年脱出经济衰退过程中起到了“中国特需”的作用。

中日经济关系的转折点

中日经济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已经由昔日中国对日本的单向依赖,转变为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依存。中日经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在于日本能否战胜自卑情结,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中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这一点不但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关系重大。

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特征、作用与课题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试论日本海洋战略的几个问题

冷战后的日本海洋战略,经历了从"海洋国家论"到"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确立过程。本文考察了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战略构想的历史脉络,分析了日本海洋国家论的主要内涵、特征和实质,归纳了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走向,对当代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是如何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涉海法律、政策、规划来展开的情况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以及处理中日海洋关系的几个原则。

试论政治道歉对中日关系的良性建构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以来,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霍布斯文化在中日关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形势下,中日要摆脱目前日益明显的霍布斯文化安全困境的敌对关系,回归洛克文化的正常竞争关系甚至向康德文化安全共同体的朋友关系转变,就有赖于日本对历史上侵略中国的错误行径郑重向中国做出政治道歉,转变自身施害者的身份和利益,增强中国对其温和意图的认知,降低威胁认知,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从而实现两国和平友好的良性关系的建构。

中日两国全面对撞关系的深层机制探析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表明,两国关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一种全面对撞1的阶段。对于这种状况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东亚权力格局变迁或某个国家领袖观念和执政方式的改变上。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在格局变迁压力下国际战略的重新定位和中日两国的对立性民族情绪,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意味着,格局、战略与文化三个变量共同推动了一种中日全面对撞关系的出现,构成中日对撞关系的深层机制。为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避免两国陷入敌对状态,就必须深入理解这个深层机制,并对之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保障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部分中国原产甜柿种质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采用２５ 个随机引物对中日两国原产完全甜柿种质的ＲＡＰＤ 分析结果表明： （１）供试中国甜柿和日本甜柿是相对独立分化的两个居群， 中国甜柿的遗传多样性更为丰富； （２）在供试中国甜柿中， ‘罗田甜柿’的５ 个单株间的遗传组成的差异较小， 但与其它湖北甜柿和湘西甜柿间的差异较大； （３） ‘铜盆柿’与湖北甜柿间的相似指数较高， 说明二者有某种亲缘关系； （４） 湘西甜柿与供试日本甜柿间的亲缘关系较近， 说明其可能来自日本或是与日本甜柿的起源有关。

中日关系史上的“乒乓外交”

在对中日关系史上的"乒乓外交"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促成中日"乒乓外交"的主要因素: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国的努力;较早的中日两国民间外交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的贡献与后藤钾二先生的努力。总结了中日"乒乓外交"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加了日本对华的友好力量;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日本构建与印尼“心心相印”伙伴关系研究:路径与策略

"心心相印"伙伴关系是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提出的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目标,该目标致力于实现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印尼作为东盟中的大国,是日本重点经营的对象。日本主要从两大路径来推动两国"心心相印"伙伴关系的建设,一是改变对印尼援助方式,从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转向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以获取印尼的信任;二是积极开展文化外交,通过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日本采取的策略包括:官方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官民协作推进;注重两国的对等地位;将文化理解与社会责任寓于经济活动之中;加大与印尼在民生领域特别是落后地区民生领域的合作;保持合作项目的机制化和常态化,并注重事后影响力的维持。日本构建与印尼"心心相印"伙伴关系的经验对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