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Arab Trad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market of Arabian countries, and Sino-Arab trad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 In the recent years, Sino-Arab trade, investment,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Project Contracting,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developed very quickly. The paper also gives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Sino-Arab trad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

Progress Made on China-U.S.Trade Relationship at the 22nd JCCT Sessi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cluded the 22nd session of the 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 on November 21 in Chengdu, China.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Qishan cochaired the two-day meeting with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John Bryson and U.

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其协同关系——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江西省武宁县为例

[目的]分析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及协同关系,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江西省武宁县为例,结合野外实测数据,运用InVEST模型评估了该区2000—2020年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粮食供给4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协同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①2000—2020年,武宁县单位栅格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从173.14 mm提升至283.92 mm,单位栅格年平均粮食供给量从3.52 kJ提升至5.34 kJ,两者均呈现增长趋势;土壤保持功能呈先减少,后增长,再减少的波动趋势;20 a间土壤保持功能下降了15.71%,而碳储存功能呈现微弱增长的趋势。②武宁县南部和北部的林地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高值区;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分布区域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低值区;4种生态系统服务中,林地和耕地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展的关键用地。③武宁县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3者之间是协同关系,与粮食供给是权衡关系;“高—高”和“低—低”集聚的协同关系主要分布在高海拔的林地及水域,“高—低”和“低—高”集聚的权衡关系主要分布在耕地。[结论]2000—2020年武宁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呈上升趋势,未来应重点关注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向资源价值的转化。

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研究--基于WITS-SMART模型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面对国际市场不稳定性,加入CPTPP有望为中国夯实农产品贸易韧性提供新契机。在考察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WITS-SMART模型建立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整体不强,但与CPTPP国家依存关系较高,双边贸易潜力在关税完全削减时充分释放。第二,零关税情境下,贸易创造效应普遍大于转移效应,中国对CPTPP多数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大幅扩张,进口增长主要源自种植业、畜牧业部门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种植业部门以及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第三,加入CPTPP显著改善了双边经济福利,不过关税损失较为严重。因此,中国应破除部门利益障碍,加强与墨西哥、日本、英国等国经贸联系以充分挖掘CPTPP国家市场潜力,释放贸易自由化福利,持续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以应对加入CPTPP带来的挑战。

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阈值识别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化和关键阈值识别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建设和效益评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协同关系的变化,很少将生态恢复的阈值效应考虑其中。采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构建的生态获益指数,评价了陕西省2000年和2020年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和产水服务的协同供给能力;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约束线方法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和阈值特征。结果表明:与2000年相比,2020年陕西省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和产水服务均有所增加,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总体表现为协同关系,但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明显增加,其中陕北中部和陕南西部提升最为明显。降水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是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效应和阈值特征。当NDVI在0.6—0.7之间或年降水量为1100 mm左右时,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达到最高,超过上述阈值后NDVI或降水对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促进作用减弱。研究能够为生态恢复效益评价提供参考方案,为陕西省生态保护和恢复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无息借款与受贿罪的成立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无息借款是否成立受贿罪,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较大分歧。化解分歧的关键是准确把握受贿罪“权钱交易”之本质。无息借款中被免去的利息能够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应以一般人观念为判断基准,结合借贷双方的关系、利息数额的大小及借贷双方与他人的借款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无息借款中免去的利息”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存在对价关系。若对价关系成立,实行的着手应具体情况具体判断:退还或免除利息、约定或推定无息、特定关系人借款的着手时点分别为接收财物或作出意思表示时、借款合同生效时、可能退还或上交财物的最初时点。若对价关系不成立,则无息借款属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

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分异特征及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以贵州省为例

本文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区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服务进行评估,并借助均方根误差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时空分异规律,构建贝叶斯网络解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变化的驱动因素,并设置多情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3类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了一定增长趋势,但局部地区权衡冲突明显。不同背景条件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异质性特征显著。其中,产水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间的权衡关系在不同高程上均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产水服务的权衡关系随坡度增加而增强;岩溶峡谷、岩溶盆地上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间的冲突更明显;生态工程修复区产水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关系更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主导因素不尽相同,造林面积、实际蒸散发和降水总量分别是造成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权衡变化的主要因素。贵州省南部的望谟县和罗甸县以及东北部的江口县和印江县面临着最大的生态风险,未来可以通过调整关键变量的关键状态来提升这类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

武汉市城市快速扩张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权衡/协同的交互作用

研究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和驱动因素,对于协调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研究区11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权衡/协同关系及其多重因子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武汉市城市化率增长25.43%,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大,增加了25.86%,湖泊和耕地面积显著减少。②武汉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现下降趋势,减少了6.70亿元,调节服务价值占主导地位,达到总量65.75%以上,其中水文调节服务价值总量最高,主要来源于湖泊。③2000―2020年武汉市11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关系为主导,占比80.00%,权衡关系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④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度高于自然因素,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对其影响强度最大。

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探明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修正的当量因子法、敏感性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土地利用情况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响应,并探究了各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耕地和草地,其中转出面积和转入面积最多的分别为耕地和林地;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0年的70195.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0426.23亿元,增长率为0.33%;生态系统服务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土壤保持和气体调节为主;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上游>中游>下游;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的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上游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下游的江苏省和安徽省等,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协同关系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关系,协同关系占比为63.64%。

退化雷竹新竹抽枝展叶的塑性变化特征

【目的】探究退化雷竹(Phyllostachys violascens‘Prevernalis’)林新竹抽枝展叶特性,揭示新竹枝—叶间的权衡关系及其环境适应对策,可为退化竹林科学经营提供参考。【方法】以退化和正常生长的雷竹新竹为研究对象,采集新竹上、中和下部枝盘,测量每枝盘主枝和侧枝的枝长、基径、枝叶生物量及叶片数量、单叶面积、比叶面积等参数,并对枝、叶塑性进行方差分析和异速生长分析。【结果】与正常生长的雷竹相比,退化雷竹新竹叶长、叶宽、叶厚、单叶面积及单叶干重显著减小,枝、叶鲜重和干重、总叶面积、叶面积密度降幅达1/3以上,但出叶强度和比枝长显著增大;枝长、枝幅、枝纤细率及比叶面积、叶片数量、叶枝生物量比、叶面积比、叶数量密度等性状对竹林退化的响应不显著。雷竹新竹单叶干重与单叶面积以及枝干重与叶干重、叶面积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但异速生长指数受竹林退化影响而减小。【结论】竹林退化严重影响雷竹新竹枝、叶的形态建成和抽枝展叶能力。退化雷竹新竹在资源利用上更趋向于数量生长,枝条展叶效率降低,体现出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反应。

粤港澳大湾区4种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互馈关系及机制

调节服务是生态系统为维持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的惠益。各种调节服务相互作用或存在互馈关系,并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呈现一定规律性或分异性,厘清不同尺度下生态系统调节服务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子对优化生态系统区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计算了2000、2010、2020年碳储量、氮输出量、土壤保持量和授粉者丰度等4种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在千米格网和二级流域尺度下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变化,利用Spearman相关指数和地理回归模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间关系的时空异质性,最后通过最优地理探测器识别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力。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分布格局在时间上保持稳定,在空间上呈现异质性,但因调节服务的类型不同,其空间分布模式有所不同;2)研究区20年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间权衡/协同关系存在显著变化,且彼此存在不同程度的互馈关系,这些关系的作用强度随时空尺度的变化而变化。该研究确定了最佳互馈组合,包括碳储量-氮输出量、碳储量-土壤保持量、碳储量-授粉者丰度、氮输出量-土壤保持量和授粉者丰度-土壤保持量,这些组合中的后者服务因子对前者服务因子的解释力更强;3)生态系统中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和非线性关系,这些关系对生态系统空间格局有显著影响,且调节服务因子与自然-社会经济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增强。该研究可为区域差异化生态系统管理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

基于VAR模型的棉花贸易与棉价的动态关系研究

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棉花贸易市场形势、维持棉价稳定对于实现我国棉花产业健康发展、保障棉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VAR模型,探究棉花进出口贸易与新疆棉花价格间的动态关系,从“贸易-价格”的视角分析棉花发展局势。结果表明:短期内,棉花进口量与新疆棉价是棉花出口量变动的原因,其他情况不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棉花出口虽一定程度上受其他两个变量影响,但更依赖于自身内力推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提质增效、以需定产、优化补贴、贸易保护等发展对策。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对日“涉倭”外交

明朝建立之初,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沿海日本海盗猖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明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平息沿海“倭患”,同时也希望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然而这一想法从洪武萌生,几经起落,直至永乐中期才通过建立勘和贸易的方式得以实现。通过对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窥见从洪武到永乐明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同时也反应了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本质是围绕“倭患”问题展开的“涉倭”外交。

土地利用功能权衡协同关系及其驱动因子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2021年武汉市“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土地利用功能系统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探索不同主体功能情形设定下驱动因子的影响差异性,为促进当地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与空间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地理空间分析法,皮尔逊相关系数法,贝叶斯网络模型。研究结果:(1)武汉市不同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农业生产功能的高值与较高值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北部与南部地区,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基本呈现“中心城区高、远城区低”的特征,生态功能的低值、高值分布特征则与建设用地、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高度关联;(2)研究区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互为协同关系(r=0.84),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r=-0.25)、生活功能(r=-0.25)互为权衡关系,生态功能与非农生产功能(r=-0.36)、生活功能(r=-0.4)互为权衡关系,生态与农业生产功能则无明显相互关系(r=-0.027);(3)人类活动强度、距区中心远近、土地利用强度、地表径流量是影响当地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子,且在不同主体功能情形设定下,各因子的状态变化不尽相同。研究结论:武汉市应注重不同区域间的非农生产、生活功能平衡发展,通过建成区的生态宜居建设与城乡均衡发展改善土地利用功能间的权衡关系,并基于不同地区的主体功能制定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论清代茶叶对外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

清代茶叶外贸有其鲜明发展阶段与特点。1644—1719年初起阶段茶叶外贸的贸易区域、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地位、贸易主角与前代区别很大。1720—1840年,茶叶外贸进入发展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呈现茶叶世纪的开创、茶叶口岸减少、红茶贸易占优、茶叶走私盛行等特点。1841—1888年,为茶叶外贸的繁荣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表现出洋商从抢购到观望、茶叶价格不断下跌、茶叶价值日益减少、茶叶市场危机初现等特点。1889年后,茶叶贸易进入衰落阶段。此阶段茶叶外贸表现出市场危机全面爆发、砖茶销量大大增加、茶叶贸易地位再降、市场竞争呈白热化等特点。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全球稀土贸易格局演化及竞合关系研究

稀土是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厘清全球稀土贸易演变格局及竞合特征,对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稀土全产业链视角,选取1999—2022年7种稀土产品的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剖析全球稀土贸易网络的聚集性、中心性及社区结构特征,并引入竞争强度指数和相互依存指数探究稀土贸易中的竞合关系。研究表明:全球稀土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网络空间覆盖面更广、联通性和可达性逐渐增强,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在稀土贸易网络中,少数国家占据大部分贸易联系的趋势愈发明显,节点之间的贸易资源差异悬殊。稀土贸易中的社区分化明显,但各社区内部成员构成不稳定。从竞合关系来看,稀土贸易的平均竞争强度出现小幅周期性变化,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稀土贸易体量较大的国家(地区)之间,其相互依存关系趋于低度化,贸易伙伴多元化趋势明显。整体上,中国与其他稀土贸易参与国(地区)之间的竞合关系呈“高竞争性、低依存性”特征。

权衡协同视角下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人地关系复杂、城乡冲突尖锐的特征,其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功能呈现权衡或协同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城市边缘区ESs的相互关系、基于功能协调目的对其进行优化,对于缓解人地关系矛盾、实现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市为例,在识别城市边缘区基础上,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碳储存、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文化服务7种关键ESs进行评估,结合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自组织网络方法探究ESs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分类及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苏州市918个村庄被识别为城市边缘区;2)生境质量与粮食供给存在极显著的权衡关系(R_((xy))=-0.77),生境质量与文化服务存在极显著的协同关系(R_((xy))=0.95),2010—2022年间ESs间的关系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应较少,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3)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可将研究区分为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别为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险加剧簇;4)提出了促进城市边缘区ESs协调,有助于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基于生态共生的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协同演进研究:来自桂滇边境11市的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兴边富民、“一带一路”等政策、倡议的实施促进了边境地区贸易与旅游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厘清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的关系对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生态共生理论,运用静态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从整体和个体层面探究两者间的共生关系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在共生关系方面,无论是整体区域还是单体城市,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之间均存在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显示,对整体区域而言,进出口贸易对旅游收入有推动作用,尤其是进口贸易对旅游收入有促进作用;对单体城市而言,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进出口贸易与旅游收入之间有显著关系的城市数量分别是1个、4个和3个,进一步验证了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共生关系的不对称性。内外源双轮共同驱动构建了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的共生环境,旅游与贸易之间要素流动与转化推动了共生关系的形成。

企业工会工作的“空间逻辑”:基于深圳市A企业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企业工会工作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工会通过介入并协调劳资冲突而拓展工作空间的动力机制,而促进企业工会拓展工作空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国家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中赋予工会的责任与使命,即政治空间的开放。通过对广东省深圳市A企业工会扩展工作空间的动力与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尽管该企业工会扩展工作空间与在协调劳资冲突中发挥自身能动性有关,但持续的推动力仍旧来自制度设计释放较为宽松的工会政策,提供了有利于企业工会发展的资源和平台,具体表现为各级工会给予企业工会发展的各项支持。随着企业工会工作的有效性逐步获得企业和职工的认可,工会也在企业内部拓展了能动空间,能动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形成了彼此支撑的关系。在当下我国劳动关系情境下,企业工会工作得以不断拓展与政治空间和能动空间之间的交互作用密不可分,持续的政治空间会促进能动空间的持续,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