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商约》的修订及其影响——以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心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力求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发起了同西方国家改订新约的运动。《中法商约》作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商约的代表之一,它的签订是中国百年屈辱史的一个缩影。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给改订新约运动奠定政治基调与赢得社会舆论支持,积极与法国修订《中法商约》。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当时进步色彩比较鲜明的国民党机关报,以中国民众的立场对《中法商约》的谈判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在其报道的影响下,在政治层面上增强了政府与中国民众对改订新约运动的信心;在地区层面上使得云南成功收回滇越利权,壮大了云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层面上为在越华人争取到了合法权利,并为南京国民政府对越外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清季北京开埠谈判始末

清季中外商约谈判期间,英、美、日三国向中方提出“北京开埠”之诉求。以吕海寰、盛宣怀为首的中方代表在很长时间内都给出不容回寰的否定答复。为了守住谈判底线,中方与外方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着利益置换——“裁厘加税”、东北开埠与护馆兵、护路兵撤退相继成为谈判筹码。经过艰难的交锋,北京开埠谈判走向终点——英、美决定放弃;中日就此达成折中协议,后也不了了之。谈判还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关怀之音”,既有支持清政府的“拒开”声音,也有反对清政府的“求开”声音。谈判场域内外不同声音牵出的有关王朝未来的思考,都是对中西、新旧漩涡中清季社会不确定性的真实记录。

盛宣怀与清末中英商约谈判——以内河行轮交涉为中心

1902年的中英商约谈判是清末内政外交的一件大事。作为此次商约谈判的中方代表之一,盛宣怀在内河外轮行驶权交涉中,为维护中国的权益,尽其所能,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抗衡了外国列强对中国内河航运权的侵夺,挽回了一部分民族利权。

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后期的中日商约交涉

北京政府的修约实践及努力,是近代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重要一环。北京政府时期以中比商约期满为契机,掀起了与各国修改商约的外交浪潮,其中尤以中日商约交涉最为当时舆论瞩目。驻日公使汪荣宝几乎见证了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的全过程,特别是在北京政府后期进行的中日商约谈判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推动商约交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但是,日本方面的一味拖延,以及交涉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种种局限,严重制约了商约交涉的进展。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