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研究--以霍尔果斯为例

本文以中亚霍尔果斯为例,探讨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文章概述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强调了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其次,文章详细分析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国际合作执法的法理基础,包括边境管辖权的法规和协定、边境冲突解决机制、国际刑事法院的角色以及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际合作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复杂性,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呼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涉藏活动探析——以黎吉生为例

自18世纪末英国侵略中国西藏以来,一直企图将西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英国驻拉萨代表团便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代表团成员在西方学界统称为“西藏官员”,其中黎吉生是第一位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也是最后一位撤出拉萨的“西藏官员”。他初次入藏就承担重大使命,阻挠九世班禅返藏,离间国民政府与噶厦政府的关系;再次入藏他便鼓动噶厦政府以独立国家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教唆噶厦政府挑起“驱汉事件”。他离开西藏后继续大放厥词,污蔑中国解放西藏的缘由,毁谤1950年前后西藏的变化。通过对他的分析有助于认清一些西方反华知识精英鼓吹“西藏独立”谬论的本质。

边疆治理与共同体建设:中国政府解决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先后与中国西藏地方接壤的缅甸、尼泊尔通过会议协商,顺利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与印度共和国、不丹王国至今仍未能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成为了中国政府与印度共和国、不丹王国构建睦邻友好关系的障碍之一。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时,形成的坚持国家关系正常化、坚持平等互利、坚持和平谈判、坚持睦邻安邦、坚持照顾历史与观照现实、坚持国家核心利益至上、坚持树立典范、坚持照顾边民情感、坚持安全前瞻等“九大原则”,在实践中妥善地解决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稳定周边国际环境的问题,既构建了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又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国西藏与周边部分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应对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解决当今仍未解决的中印、中不边界问题,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跨境电商平台Temu在美国区的表现、问题和建议

2020年以来,贸易新业态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经历了风云变幻和大浪淘沙,随着消费者线上消费的加速转移,跨境电商不仅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背景下,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Temu正式上线,首站选择北美。本文将围绕新跨境电商平台Temu在美国区的表现,根据Google Play商店和App Store商店的下载量、评分和评论数据,分析其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当前制约其发展的热点和痛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

印度议会委员会涉华事务的内涵、特征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议题频繁成为印度议会立法活动的重要内容。议会委员会是印度议会执行涉华事务的主要部门,其发布的涉华报告为解读印度立法机构的涉华事务提供了切入视角。立足印度议会委员会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分析其最具代表性的涉华报告发现,边界问题、涉藏问题、经贸关系、跨境水资源是其涉华事务聚焦的议题。在观点立场上,对华灵活务实的主基调没有变,呈现出谨慎乐观、对抗与合作、激进与强硬的多元立场,且强调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中心、边境基建和前线战备为两翼的对华政策新格局是亮点。同时,重点争取财政拨款、每年三个活动高潮、嵌有智库运作逻辑是印度议会委员会涉华事务的特征,折射出印度政府强调内政比拼、重视制度设计的对华战略底层逻辑。这对中国理解印度立法层面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启示。

从制度设计到战略规划:亚投行跨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新兴力量。然而,气候治理并非是亚投行的使命,如何理解此种国际组织超越使命边界的治理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跨界治理为核心概念,提出组织场域一致性与实质性议题联系推动了国际组织跨界治理的产生与发展。就亚投行跨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首先,多边开发银行跨界参与气候治理的历史模式、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间的相互影响推动了亚投行在制度设计阶段便积极关注气候治理;其次,多边开发银行跨界治理的发展与《巴黎协定》的生效,进一步促进亚投行在项目运营中完善气候治理标准,增强治理能力;最后,多边开发银行跨界治理的深化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发布推动亚投行将气候治理纳入战略规划中,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因此,亚投行的跨界治理呈现出了阶段式的渐进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突出贡献。

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

加勒万河谷冲突错在印度,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这场冲突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最新折射。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主要源于印度执迷于追求“绝对安全边界”。这一思维发端自印度精英层内心深处对“安全缺口”的历史记忆,熏陶自印度教传统文化,承继自诸如“前进政策”“缓冲区”“科学边界”甚至“天然屏障”等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然而,“绝对安全”越追求越不可得。即使“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搞得再好,也难以助力于解决陆上安全问题。唯有在周边地区坚持合作共赢安全观、秩序观,才是新德里摆脱陆锁式安全困局的最佳路径。

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境民族教育问题

在非传统安全时代,文化安全中的跨境民族教育安全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一个国家教育的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其中心城市的教育,也应体现在沿边境地区的教育。对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和特殊教育政策支持,是展示一个国家教育软实力的第一扇窗口,是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大力发展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教育,是西南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中国跨境(边境)经济合作面临问题及对策建议

跨境(边境)经济合作作为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的一种战略选择,目前正在中国沿边地区兴起,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本文拟理性分析跨境(边境)经济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推进跨境(边境)经济合作的若干对策建议,包括:将跨境(边境)经济合作纳入国家战略统筹推进、加强周边国家国别性研究等,供决策参考。

广西边境民族关系问题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针,从做好边境民族工作,维护边境团结和谐民族关系,事关国家的民族团结大局、事关广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梦"实现的维度,提出以下创新观点:强调思想理论上应切实增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强调工作实践中应千方百计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强调方式方法上应毫不动摇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与时俱进推动边境民族工作创新。

认同问题与跨界民族的认同

当前,认同问题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是跨界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稳定联系起来,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然而,人们研究方法受"多元文化意识"的影响,没有抓住认同意识的根本属性,以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为地把两个不同属性和不同层次的认同对立起来,引起混乱。本文以跨界民族认同作为讨论的核心,强调中国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特殊性,意在反思当前认同问题研究存在的一些误区,厘清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研究的思路,把问题的实质引向为现实服务。

论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和指导原则

跨界水资源管理关系区域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及和平安全等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学界关于跨界水资源管理的论述可谓不少,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管理核心问题界定不明等缺陷。文章通过对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实证分析,初步探讨了当前跨界水资源管理在核心问题界定和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跨界水资源管理应围绕"水质"保障和保全、"水量"评估和分配以及流域"生态养护"问题展开制度构建和原则设计。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索——基于贸易便利化的合作前景

现阶段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方向,在于如何扩大相互贸易,以推动金砖国家间贸易发展,而贸易便利化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之一。本文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等多种商业调查数据,对金砖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并评估了金砖国家在该领域进行合作的潜力。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应首先建立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及政府间协调机构,有效推进海关环境和国内规制环境方面的合作。

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主要是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

论跨界民族工作与和谐边疆构建——云南金平县跨界民族问题的调查思考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调查,简述了中越边界金平跨界民族地区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而对现阶段金平跨界民族地区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和解释,并从跨界民族工作角度提出解决问题、实现边疆和谐发展的新途径。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探析以拉丁美洲为例

近年来,作为全球热点之一的跨境电子商务浪潮已从欧洲、北美扩散至亚太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备受关注。通过与全球其他区域比较,分析拉丁美洲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发现存在一些共性与特性:发展速度快、移动化趋势明显、安全问题突出、跨境物流短板、语言文化障碍等成为发展的共性;而较低的网络普及率、社交媒体的突出作用、本国保护主义盛行、苛刻的海关政策等成为拉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特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期对我国企业在运作拉丁美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时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亚洲世纪到全球治理:文化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以“亚洲世纪”为脉络,从文化的视角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印关系,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印度经济自由,是中印恢复传统友好关系并达成“亚洲世纪”共识的前提;殖民主义文化及其遗产长期阻碍着中印解决边界问题;中国对于印度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缺乏认识使中国不能真正、准确地了解和理解印度。中印回应时代需求开始探索“全球治理”,可望为建立一个世界新文化而贡献“中印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