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视角下海洋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国际比较

海洋观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海洋的总体认识,随着海洋科技与国际关系发展而持续演变,为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海洋城市的差异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基于文献综述与类型归纳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关注海洋观变迁下全球典型海洋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在殖民、后殖民、全球化海洋观演变过程中,海洋城市职能从早期的贸易型逐渐转变为产业型与服务型,其战略属性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区域与国家多维空间尺度下的连通性、撬动性与支撑性。应充分发挥海洋城市战略属性,面向世界级海洋城市群开展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

2011年日菲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得以快速发展,在共同身份塑造、合作机制构建、海上演训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援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日菲强化安全合作并非偶然现象,除了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受两国亟须共同应对安全议题,协作推进彼此对外战略等内生动力的驱动。在以上多重因素推动下,日菲安全互动进一步升温,呈现向“准同盟”发展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菲协同打造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机制的趋向日渐清晰,势必对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依存、竞争、互补与因果关系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我国同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准确把握我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关系对于深化两地经贸合作意义重大。笔者利用UNComtrade数据,选用多类指标,对我国同东盟贸易合作之间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与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同东盟对外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竞争较为激烈;在一些商品类别上我国同东盟双边贸易互补性不断强化,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我国同东盟的贸易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我国贸易总额与东盟贸易总额、我国出口总额与东盟进口总额、我国进口总额与东盟出口总额之间均具有双边因果关系。应紧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深化同东盟各成员国的经贸合作;明确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竞争性,拓宽贸易合作领域;重视中国—东盟自贸区互补性,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加强中国—东盟贸易依存关系,加快交通设施建设;利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因果联系,加快自贸区升级版谈判。

试论日本海洋战略的几个问题

冷战后的日本海洋战略,经历了从"海洋国家论"到"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确立过程。本文考察了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战略构想的历史脉络,分析了日本海洋国家论的主要内涵、特征和实质,归纳了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走向,对当代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是如何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涉海法律、政策、规划来展开的情况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以及处理中日海洋关系的几个原则。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

利用全球新闻媒体数据库对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的事件关注度和事件影响力进行测算,刻画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阶段演变特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不同阶段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网络特征及热点国家。研究发现:(1) 1991—2018年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演变划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2007年)平稳发展期,第二阶段(2008—2018年)跌宕发展期。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事件关注度总和及事件影响力总和逐渐提升,国家间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2)区域内不同阶段的突出热点国家由中美、中日和日韩朝逐渐演变为中美两国;(3)美国是中国同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首要影响国家,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周边海洋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态势呈现出阶段式的影响特征。

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和契机,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不过,南海争端的现实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通道建设。因此,通过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建设,构筑从中国西南内陆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陆路通道,很可能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先选择。对中国而言,以中泰关系为战略支点,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而且有助于增强东盟国家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的构建

随着两岸涉海事务交流合作的深化,两岸进行海域执法合作的意义逐渐为两岸所公知。构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的模式,成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的重点。构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将遭遇两岸"一中争议"及其由此衍生的"承认争议"、两岸海域法制之冲突以及缺乏对口海域执法部门等困境。克服上述困境,是构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的关键。根据实践案例的启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包括执法海域、联系主体和合作形式三项要素,而在具体模式上又包括分别执法模式、协商执法模式和合作执法模式等三种。

涉外海事合同法律适用原则及发展

针对海事国际私法中涉外海事合同的法律选择问题,结合国内外相关规定,就法律适用原则进行探讨.通过对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等法律适用原则的分析,提出我国涉外海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并探讨其新发展.涉外海事合同应当依据合同当事人的选择确定准据法.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适用法律时,依据"特征性履行"方法确定与涉外海事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或者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准据法不能查明时,可适用法院地法.

中国海上搜救志愿者相关法律问题与立法实践

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作为海上搜救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在开展海上搜救工作、保障海上安全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海上搜救志愿者之定义着手,针对其执行志愿服务时的法律地位,详细剖析了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国家海上搜救主管机关以及志愿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在结合目前相关立法现状与海上搜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海上搜救志愿者相关立法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志愿者权益,促进中国海上搜救事业发展。

俄罗斯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认知与政策选择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俄罗斯作为中国推行"一带"的重要伙伴,国内学术界对俄对"一带"的立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然而对俄如何看待"一路"倡议的研究却较为罕见。本文主要从认知维度梳理俄权威智库、学者和媒体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看法、影响以及俄是否应参与其中的争论。本文从考察研究中发现,俄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对俄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俄政界及学术界因而对俄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表现出积极立场。因此,在俄对"一路"持积极态度,且我国"一带"倡议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取得重大进展的推动下,本文将对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合作提出几点思考。

古代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因缘

古代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深厚而立体的文化因缘,是中国古代县域经济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理想样板。福清之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在过往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从港口到商品产地、从物质和技术层面到侨乡文化、黄檗文化等思想文明层面的立体的深度关联,更有在未来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独特而深厚的基础。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

传统东亚格局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点,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政治安全都高度依赖美国。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经济贸易依赖逐步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形成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即政治安全依赖美国,而经济贸易依赖中国。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逐步形成的东亚传统的合作模式也遭遇多层面挑战。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基础扎实、背景厚重、举措有力、开放度高、统领力强,在区域合作架构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为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开启了可行路径。中国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起者,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地区,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关系将发展到全新阶段,提升至更高水平。

重新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以主体-关系规范模式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调整对象的准确界定是该法修改成功的基础之一。《海商法》第1条关于"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规定,被认为是《海商法》调整对象的规范表述,但该表述存在概念指称不清、外延过于宽泛或不确定、主体缺失与规定错位及调整对象与调整目标之间缺乏合理的对应关系等问题。关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学理解释观点纷呈,但均过于表面化,未能反思立法不当问题。通过对《海商法》调整对象界定依据的分析,指出应当依据实践诉求、空间要素、主体法律地位及体系性诉求,将《海商法》调整对象界定为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及因船舶运输、船舶停泊、船舶归属与利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关系。

印太视域下的中印海上安全关系

中印均由海洋大国崛起为海洋强国,海洋利益和力量同步延展,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出现互动。这种互动既有维护通道安全、打击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共同利益,也有因战略互信缺失引发的海上安全竞争,中印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竞争弧"隐现。囿于双边关系和第三方因素等影响,中印在海上安全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也并非必然走向对抗。中印应加强双边战略层面的增信释疑以及政策层面的管控危机,妥善处理第三方因素,完善双、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竞合并存、以合为主"的海上安全关系。

海洋民俗文化节庆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以田横祭海节为例

缺少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支持是当前我国海洋民俗文化节庆普遍缺乏持久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首先识别出我国海洋民俗文化节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对田横祭海节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节庆组织中管理高层的预见与决策能力、节庆组织者的持续创新能力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了激发节庆组织活力、建立与社区居民等主要利益相关者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节庆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民俗文化节庆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管辖依据研究

由于我国在推进海上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时并没有遵循先立法后实施的路径,2013年中国海警局成立后,一直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赋予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的主体资格。学界存在着肯定说、怀疑说和否定说的学术分歧。对此,首先应当厘清中国海警局与公安部之间的职务关系,同时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制定的法律文本中明确赋予中国海警海上刑事侦查管辖权。

从王直和德瑞克的个人命运看16世纪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不同

引 言1540年(嘉靖十九年),安徽歙县人王直(亦称汪直)偕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到广东私造海船,违禁贩硝黄、丝绵等物到日本、泰国和西洋等地,从此开始了他的海上走私贸易生涯。这一年,18岁的弗兰西斯·德瑞克第一次正式出海航行,开始他的航海生涯。1558年,德瑞克作为其表弟霍金森家族商船上的一名事务长(purser)第一次出海航行。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560年初,很多文献写王直死于嘉靖三十八年,其实是公元1560年。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斩,实为公元1560年初。在被诱捕近两年后,王直被斩首于杭州省城宫港口,临死前叹曰:“不意典刑兹土!”采九德:《倭变事略·附录》,广文书局,1967,第117页。一般资料都言《倭变事略》成书于1558年,其《附录》成书于1559年。然而,由于王直是在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560年初被斩首的,所以《倭变事略》的《附录》是不可能是在王直被斩前完成的,《附录》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王直被斩首之后,即1560年初之后。此时,在大英帝国德文郡的普利茅斯市港口,初出茅庐的德瑞克,正跃跃欲试,筹谋着如何在海上对外国商船伺机抢劫。与“不意典刑兹土”的王直相比,德瑞克同不少视海如家的航海者一样,最后病死在他的海上征伐中。而在他的本国土地上,他所获得的则是荣誉、权力和地位。

新罗海上军事力量与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新罗海上力量,在隋唐东征中兴起,参与了半岛统一的历史重任,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平衡得以重建,扭转了历史走向。新罗海上力量经历了8世纪的首度衰落之后,恰逢东亚各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东北亚国际海面出现前所未有的乱象。张保皋海权活动填补海上权力的空白,促进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繁荣。张保皋的海权活动目的是促进国际和平往来,而非称雄争霸,日本也因此获取海上便利,而唐朝宽容默许张保皋的活动。张保皋发展海权的成果最终被扼杀了,以致东北亚的海上局面出现再次失序的苗头。在新罗结束期的乱局中半岛海上力量再次以相当规模出现。

基于STPA-FCM模型的自主航行船舶功能系统分析

为探析自主航行船舶(MASS)功能系统之间的失效机制,提升航行安全,将系统理论过程分析(STPA)方法与模糊认知图(FCM)方法相结合,构建MASS功能系统失效特征分析模型。通过STPA方法对功能系统的控制/反馈关系建模,确定27个控制关系与43个反馈关系,分析潜在的不安全控制行为(UCA)及其产生的关键致因,在此基础上,运用FCM方法构建各功能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并反演出最终稳态下的相对失效概率。结果表明:最为核心的功能模块为电力系统、虚拟船长系统、动力定位系统、避碰系统,其稳定值占比分别为7.66%,7.62%,7.47%,7.14%,应优先确保其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在中国海洋大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航线变迁与中外经济社会的交流共生、宗教与文化交流、青年学者论坛等多个专题展开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