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球文明倡议的双重逻辑

全球文明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深刻研判的基础上,于党的二十大前后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之一。其理论内核脱胎于既往的全部文明理论,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并从现代化和文明互鉴两个维度对既有理论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与革新,打破了西方文明景观下的思想牢笼,充分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深沉之思,具有深刻且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一倡议为人类文明的赓续繁荣提供了中国智慧,为世界各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基本遵循,更为中国和平外交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路径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联系与外交实践

中华文明的复兴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复兴。对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文明新形态的完整构建,对外是二者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文明形态的示范作用,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本国之外的差别是:其实现是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战争与殖民方式,协商共建共享方式而非侵占掠夺的损人利己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的区别在于:不认为自身文明才是高等级文明并且是其他文明的未来形态,注重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多元共存,无意让自身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因而不推行价值观外交。在文明竞争时代,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更易被普遍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的新时代中国外交,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贡献新形态,为现代化道路提供新路径,从四个层次和五个领域持续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推进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中国方案

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还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思想,更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既守护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应然法则,为不同文明破解“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根本遵循,还顺应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世界各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回应了发展与安全的时代主题,为国际社会共建人类文明百花园贡献了中国方案。在推动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进程中,中国需要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治精神,落实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共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使命;建立国家间文化合作机制,丰富各国民间人文交流内涵;创设全球性的文明对话平台,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国战略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内政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外交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世界向着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方向前进。总体而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既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也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健康中国制度建设与全球健康福利治理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国家外交政策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医疗健康服务成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主题与战略重点,全球健康福利政治学、全球健康福利外交和全球健康福利治理议题应运而生。全球化现代社会健康福利制度体系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地方政府、社区与个人健康六个层次。全球化现代社会健康福利治理议题包括全球健康福利政治哲学、全球健康福利政治学、全球健康福利制度基础理论、全球健康福利体系顶层设计与国际规则公约战略规划、全球健康福利财政学、全球健康福利制度体系普遍规律、全球健康福利治理体系和个人健康福利等八类。健康福利全球化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制度建设要求健全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健康战略与制度,而构建健康福利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内生性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理念始终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之中。首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中华文明和平性特质,顺应时代发展主题,借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在新时代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最终目标。其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现代化的根本追求,符合中国的国际定位和国情发展阶段。最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路径,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践行“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路径,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与途径——基于国际社会与中国互动的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中国抉择,将通过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共性,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决定了中国外交将坚持自主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共同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源。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新格局也存在内在联系。中国还将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践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发展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切问题的金钥匙,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将分阶段、有重点地科学统筹、整体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如何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体系和秩序之变,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关键。

全球治理:中国的方案与贡献

当今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动荡期。力量对比持续改变和战略格局深刻重组,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和全球安全格局重塑,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相互叠加;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与科技革命在某些国家无序发展,使国际社会愈加困惑茫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适时提出中国建议和方案,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了极为宝贵的智慧和力量。

周恩来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这方面,周恩来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征程中,无论是青年时期提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抗战时期提出为"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而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努力,周恩来都言践于行。在关于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探索中,周恩来经历了一个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并为该理论的具体实践而呕心沥血。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方面,周恩来则致力于外交领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和中国应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等一系列主张,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如此种种,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 ,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 ,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外交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其根本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孕育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而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到多边,从政治外交到经济外交与公众外交均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特点。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略论“人臣无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鸦片战争前后,"人臣无外交"思想,既是清廷办理夷务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是婉拒与外国接触的一个堂皇理由。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不仅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直接面见"英夷",怡亲王载垣、恭亲王奕等也被迫直接参与对外议和。其后,清廷向外国派遣常驻公使、同治帝接见外国公使,这标志着清廷"人臣无外交"旧制的彻底消亡。"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物,与近现代的国家外交格格不入。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办外交",再到"亲王外交",其中既有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屈辱与无奈,又是中外依约而行的国际外交惯例,同时也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进步。"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嬗变为近代的国家外交,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星轺指掌》与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星轺指掌》是晚清刊印的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制度的国际法译作,影响深远。但关于它的外文原书及其作者情况,中文版最早刊行年代,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究竟有何作用等,还不甚清楚。以中、英、法文材料经考证而知,翻译时依据的外文原书为德国查尔斯.马顿斯所著法文版《外交指南》,中文版最早刊行于1876年,由同文馆学员联芳、庆常翻译初稿,贵荣、杜法孟稍加润色,最后经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校核定稿。此书首次将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包括国际关系准则,各国外交机构、使臣、礼仪规范等,还介绍了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无庸讳言,其中有宣扬领事裁判权的消极内容,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填补了晚清国际法及外交学著作的空白,许多内容对当时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派遣驻外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先进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晚清海军护商护侨实践及其得失

以前所未有的海防危机为背景兴起的晚清军事自强运动,其切入点和主要内容即为创办新式海军海防。初建之现代化海军及其远航训练,不仅为保护海外华侨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也强化了清政府保护海外华侨的意识。由此决定了晚清海军护商护侨从间接到直接的实践路径,巡护区域主要在华侨相对集中的东南亚和美洲,行动方式则为配合外交的军舰非战争运用。晚清海军的护商护侨行动虽然大多效果不彰,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留给后世的思考亦值得重视。

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

本文根据近代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档案资料，考察了英国在汕头的开港、设领及汕头新关的开设，潮汕人民的抗英活动，英国在潮州府城设领，潮州总兵方耀与英领事的关系，以及英领事被殴打等事件，以期促进对近代潮汕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理想”抑或“现实”——浅析当代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指导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两种理论。自20世纪初叶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将这两种理论应用于外交领域以来,当代历届美国政府无不是以这两种理论作为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则是美国外交不断游离于这两者之间的根源所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仍将存在并将继续引导美国的外交走向。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与影响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和战略抉择。中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相结合,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而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通过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到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顺利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使国家由富向强,使人民过上了富足生活,也使世界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实践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正确的选择。未来中国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也将根据党的二十大部署,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