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外交危机的肇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利用日英同盟和日俄密约,将几乎等同于本土面积的殖民地攫取入怀,并向袁世凯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些大国成为日本的同谋,一些大国只在旁观。但美国却开始以铁路中立化计划向"满洲"渗透势力,发起"金元攻势"。威尔逊总统提出新外交理念和准则,完全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的环境。近代日本的外交危机由此而肇始。

苏联对“慕尼黑阴谋”的侦察和反击——对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历史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面对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扩张,苏联和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来遏制德国侵略和维护自身安全。苏联对外侦探和使馆发回的大量有关西方国家政策和意图以及它们同德国勾结的情报和报告,使斯大林坚信,排斥苏联参加的慕尼黑会议及其协定就是一个旨在通过对德绥靖把纳粹德国侵略锋芒引向东方的反苏阴谋。苏德条约的签订摧毁了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既保障了苏联安全利益,又创造了国际革命机会。苏德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对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所有反苏行为的历史惩罚,也是苏联对外战略的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必然选择。

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秘密条款解读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对秘密条款的描述虽然只有一页篇幅,但秘密条款却是《永久和平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试图在秘密条款部分回答哲学如何在政治上进行实践运用。文章对秘密条款的解读分为四个部分:哲学家是否有政治特权,"哲学家王"的政府,实践知识何以可能以及政治和哲学的职能分配。秘密条款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人的内在自由,政治和哲学方才能够互相联系与发展。在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王"的模式中,哲学家必须成为最高权力者,政治只能委身哲学之下。康德批判地反对"哲学家王"中政治同哲学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哲学家不期望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康德突出强调了哲学在政治领域里的重要作用,因为哲学包含了审视的思维也同样可以产生实践的运用,因此,哲学绝不会从政治世界里撤出。

晚清中国朝野对《中俄密约》的反应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外交,派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出让主权利益为代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清政府高层对缔约工作采取高度的保密措施,但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仍从种种途径获知密约的局部内容,并就密约的可能结果表达了质疑和担忧。由于清政府对俄国仍然持有期待,因此这些不同意见未能起到促使清政府有效应对俄国毁约的作用。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左翼反美核潜艇入日运动(1964)缘何失败

1964年,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日本的左翼团体发起了反对美国核潜艇靠港的运动。这场运动因美国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常规化而失败。左翼阵营的崩溃、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美国的精心策划、媒体与地方的态度以及赖肖尔对话机制的成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左翼的呼吁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共鸣,这表明国家安全的考虑超越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秘密侦查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必要性及其规制——以监听为视角

在贿赂犯罪的侦查中,采用监听等秘密侦查措施在对预防贿赂犯罪、打击贿赂犯罪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体现;在贿赂犯罪侦查中使用监听手段的同时,还应当对监听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违法监听的出现。

1945年中苏谈判前国民政府围绕雅尔塔密约的外交交涉

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与袁世凯的对朝交涉

19世纪80年代,英俄大博弈延伸至东亚,英国为防范俄国南下而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这一时期,朝鲜因不满清朝的控制转而求俄国保护,引发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面对中、朝、英、俄、日各国矛盾的交织,袁世凯在事件发生后,果断改变了废王计划,从背后向朝鲜施压,由朝鲜出面通报俄国,朝鲜请求俄国保护的密函为他人伪造,可以作废,并在英国和日本做出反应之前迅速平息事态,避免了外交局面的恶化。清朝通过该事件得到了俄国不侵占朝鲜土地的口头保证,利用日俄矛盾,转向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