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管窥》的编纂过程及版本源流

《四书管窥》是元儒史伯璿积三十年之功力而成的一部学术反思型著作,虽现存版本较多,但大多残缺不全、错讹颇多,版本流传情况亦不明晰。实际上,该书自明初即为两个版本系统并行,以孙诒让玉海楼钞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为早期版本,而《四库全书》本所代表的内府系统为修订本。两大版本系统之间存在大量异文,而这些版本异文也是判断版本系统的直接证据。《四书管窥》一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即便是至正六年(1346年)定稿之后,史伯璿也仍在进行该书的修订工作,这也间接造成了传世两大版本系统之间的内容差异。

从吕留良《四书讲义》看本天者与本心者之异

吕留良关于本天者和本心者之异的思想体现在其对佛学、心学、功利之学三大异端的抨击中,儒学和异端间的区别表现为:心之公私诚伪、天命意识的具足和阙如。儒学本天,以至诚无息的天理为依归,醇儒之心廓然大公,知天命而常存敬畏。异端本心,其心伪薄浇淳、背离天命,其使《大学》的慎独变为心的自欺,使《中庸》的位育变为心的想象,使《论语》之习学变为心的自我觉解而非居敬穷理,使《孟子》之王道变为心的权诈驰骛而非仁民爱物。由于尊崇朱子学,吕留良对本天者和本心者的研辨以光大朱子学真义为目标,强调以天理升华人心。

精微之教——陳淳學術與《四書大全》徴引内容考察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朱熹紹熙元年(1190)任漳州知府,陳淳入於門下,朱熹先指點“根原”,後又提醒“下學”,傳授達於性天的日用之學,道德既是日常中驗之有得的結果,也是於義理當中詳審分判得來,以道與學爲核心,道以顯學,學以入道,從而體現學術完整架構。朱熹與陸象山鵝湖之辯,朱熹採取含容兼取立場,陳淳則勇於與辯,同樣言“心”,陳淳依從朱學思考,“心”之所在,由根原而達於下學,理氣一貫。四書作爲朱學要籍乃是朱門共識,然而陳淳以《近思録》作爲四書楷梯,乃是重申朱熹學術承濂洛之淵源而達於洙泗之正學,四書意義於兹而顯,盡其精微之思,成爲《四書大全》援以印證朱學地位材料,轉爲彰顯朱注價值、深化工夫内涵,擴大性命之教的詮釋内容,對於朱學地位確立,饒有推進作用。

从私塾到学校:中国基础教育机构现代转型的史与思

中国古代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民间私塾,现代学制设计之初,实行分级办学,将基础教育纳入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同时又对传统私塾采取包容政策。于是在20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开始呈现传统私塾与新式学堂并举的二元结构,此种状况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基础教育机构才彻底完成从私塾到学校的转型。私塾在近现代社会的长期存在,延缓了中国基础教育现代转型的步伐,这既有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也与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高度相关。

清末的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清末,新式学堂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难以承担起初等教育的重任,由此教育领域里出现了先由民间倡导后由官方推行的一场私塾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大致分为调查劝导、召开观摩会设立研究所、甄别改造塾师、认定四个步骤。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来自塾师的抵抗以及私塾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这场改良运动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收效甚微。这表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私属”新探

王莽改制所颁布“王田私属”令中“私属”的真实内涵并不像诸学者所言的那样,即是对奴婢的另一种称呼,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庶人”或“依附农民”。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相关律文对“私属”的规定看,“私属”乃是指由国家法定的、介于奴婢和庶人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以此重新考察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之举以及汉代奴隶制度,我们也会获得较以往更深层的理解。

“朱载堉师从何瑭说”质疑

本文对《中国音乐辞典》中关于何瑭与朱载堉关系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何瑭与朱载堉不是甥舅关系,何瑭是朱载堉的“外舅祖”,也即是他岳父的祖父;他们二人不是直接的师从关系,而是间接的私淑关系。

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

今人习称"私塾"一词,原本在中国古典文献极少出现。直至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出于称谓排除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本土学塾的需要,新知识精英才普遍使用这一新词,且不为一般民众熟悉。用"私塾"这样的后起概念,来指称清代乃至历代所有各类型的学塾,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更应注意的是,"私塾"用语背后,蕴含有近代中西学战之后所形成的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对既往教育制度产生认识偏弊,亦遮蔽过去教育中诸多可为当下借鉴、继承之特性。这就提示,在追寻史实真相的道路上,学者应对可能会产生知识陷阱的近代新词予以特别警惕。

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建构与运用

与300年来一些学者的估计不足相反,朱熹确实建构起了新的《四书》语言诠释方法论,成为其《四书》诠释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创立语言诠释方法论时,既有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即"义理从文字中迸出"、指向性即"正欲以语道"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又有对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即"循序而渐进焉"、立足语境法即"各随本文意看"、循环反复法即"终而复始,通贯浃洽"等具体性方法的建构,并努力使这两方面融合成为语言诠释方法论的整体,以应用于《四书》诠释的实际,获得了《四书》诠释史上开创性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的教育活动及其教育思想述评

孙应鳌是明代杰出的教育家。他先后任陕西提学副使、国子监祭酒、经筵讲官,所在革故鼎新,实意作人,为一代有名士师、帝师,推动了明代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晚年家居清平,建学孔书院,著述讲学以终,有功于明代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见于《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文》、《寄学孔精舍诸会友琐言》、《淮海易谈》、《四书近语》诸专著,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朱子四书类著述二十一种版本述考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乃后代士子举业必读之书。官刻不绝,坊刻尤多,流传深广。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朱子四书类著述诸版本中仍有多种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名家批跋本。这些版本或有句读训解,有助于研读此书;或录有重要的批注跋文,可考原书流传原委;或版本较早,有校勘价值。

论清代奉天私塾教育

本文通过介绍清代奉天地区私塾发展概况及教育内容,探究私塾作为封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受教育群体、提高群体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的社会功能。

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语法分析是前代注释书语法分析的继承与发展，计有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名词和动词及形容词的指称和陈述功能转化、句式句类、虚词、修辞、篇章结构分析等。

明清徽州族谱传记中塾师形象的书写

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在徽州族谱中大量出现,塾师形象的书写也成为族谱传记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徽州塾师群体庞大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也是徽州人较为特殊的价值观的体现。族谱传记中的塾师形象是师与儒的结合,他们是品端行正、德化乡里的儒者,也是潜心向学、严而有方的良师。书写目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是造成徽州族谱传记中塾师形象与通俗文学中塾师形象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族谱传记中的塾师形象与通俗文学灰暗的文学记忆互为补充,可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明清时期塾师这一社会群体。

《四书辑释》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元代理学名著《四书辑释》在东亚儒学传播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宋元"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明代官修《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却在明清中国备受忽略或误解.然自元末明初传入朝鲜半岛后,《四书辑释》受到李朝上下的持续关注乃至推崇,影响深远.它在朝鲜王朝屡获翻印,朝鲜正祖还将其视作"《四书》注疏之最善本",予以重编.16世纪至19世纪的朝鲜士人发掘出《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之处,其地位渐升至更接近朱子本意的疏解经典.《四书辑释》的地位升降和历史境遇,揭示了近世中、朝儒学发展的不同表现.

满文《四书》修订稿本及其价值

清代早期《四书》就被翻译成满文。乾隆皇帝即位后,下令对《四书》满文译文进行了重新修订,并由武英殿刊刻成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满文《四书》修订稿本,它不仅展现了清代对汉文著作的满文译本的修订情况,还反映出满汉民族语言文化的融合。《四书》修订稿本同时也是满文古籍文献研究、满语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王莽改制中私属政策的社会文化内涵

王莽改制是两汉之际发生的一件大事。王莽改制中"私属"政策除了具有政府与地主争夺劳动力以增强政府物质力量的功能,还寄托着王莽浓厚的儒家思想情怀,反映了王莽利用社会心理以巩固政治统治的政治谋略,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书”说和“四书”说

传统“六书”说不能适应现代文字学研究的需要。近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说,但仍不甚理想,各说之间分歧也比较大。因之,现拟跳出“造字”和“用字”的框框,提出汉字发生法和汉字构字法理论,主要是汉字发生法的“二书”说和汉字构字法的“四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