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研究

以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前军粮筹备、战时军粮供给对战争的影响。认为粮食对根据地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军粮补给状况是交战双方制定相应征讨策略的重要依据;军粮供应危机的化解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征战双方在军粮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颉颃,展现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研究

陕西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可分为伎乐俑和姿态俑两类。伎乐俑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姿态俑均做特殊动作,并伴有张口特征,在音乐场景中承担了说、唱、领奏(领唱)、击掌、动作表演等角色与职能。布里村M63乐俑丰富的乐器种类、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与“清乐”有关的完整表演场景,为研究公元4~5世纪的音乐发展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略阳王氏与前凉政权

西汉时期从河西迁往陇右的休屠王后裔略阳王氏家族,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开始崛起。王羌是史载与前凉发生关系最早的略阳王氏人物,他在反对后赵统治失败后逃奔到河西。后赵末年,石虎数次发兵进攻河西,王擢积极参与并充当急先锋。后赵灭亡,王擢依违于前凉和前秦政权之间,又与前燕和东晋政权取得联系。后王擢投奔张重华,因张祚猜忌而投降前秦苻健。前秦时期,王擢之子王统任凉州刺史,苻坚发兵河西,王统率州兵参与了前秦灭前凉之战。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崩溃,北方地区大乱,王穆护送前凉末代世子张大豫逃至河西,与吕光争夺凉州控制权,后兵败被杀。

甘肃酒泉侯家沟十六国墓地发掘简报

为配合兰新高铁二线建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酒泉市侯家沟墓地施工范围内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9座。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土洞墓三类。时代大致为十六国前凉时期。

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

令狐氏是敦煌大族之一,自汉代徙入敦煌后逐渐成为儒学经术世家。北凉灭西凉后,令狐氏开始为人抄写佛经,接触佛教,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北朝时期,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中起着主导作用,且信仰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很好地反映了汉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情况。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遗迹2016年度植物浮选结果分析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位于晋源区苗圃内,2016年发掘中,对该遗址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了系统的采样与浮选。38份土样中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269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豌豆、大麻、小麦、青稞等8种,非农作物种子以藜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洋车前草、狗尾草、马蔺、锦葵、稗等,同时还出土有可食用的甜瓜和蛇莓。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浮选结果对深入认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生业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科学意义。

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甄别——河西早期石窟研究之上

河西早期石窟中,武威天梯山之外的石窟年代都有分歧。经过辨证,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张掖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1窟和第4窟、金塔寺石窟东西窟的年代,与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相近,上限都可到十六国晚期,下限难以进入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年代难以上升到十六国晚期,而应开凿于北魏早期。

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魏晋以来,直至十六国、北朝前期,伴随着北境诸少数族或主动或被动内徙,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政区从北方边境渐次后撤,而代之部落组织式的或军事统制式的特殊政区,即领民酋长、地方护军、军镇,以及地方行台等。北朝后期(大致始于北魏孝文帝朝),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统一进程的加速,反映在政区上则是特殊政区的普遍退出,郡县制政区的全面回归,这正是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所趋。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与纸画研究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壁画和纸画具有相同的内容、功能甚至使用方式,整体上来源于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甚至直接延续后者往西变化的趋势,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的迁入和文化的移植,同时也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说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底色,各种文化向该地区的影响和汇集。其内容多现实、朴素,与丧葬信仰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北斗为代表的司命信仰。

略论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出土陶连枝灯上的佛像

在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出土的陶连枝灯上贴塑有8尊坐佛像,佛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佛像造像特征。M54的年代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的后秦时期,陶连枝灯上贴塑的坐佛像为十六国时期佛像增添了新资料。同时,在作为随葬品的陶连枝灯上贴塑佛像的做法,对探讨十六国时期长安地区的佛教信仰、丧葬习俗与佛教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对汉画像的新变——以斗鸡、驻马等非典型图像题材为中心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在继承汉画像传统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其沿用汉画像格套与承袭汉画像题材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处理方法,比如增减、分割格套中的图像元件,更换图像主题,改变画像的整体"语境"等,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甚至削弱或转换了部分图像的原有象征意义。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遗存述略

关中土雕建筑、河北辽西建筑构件、高句丽壁画是最重要的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资料。三地建筑存在一定的表面差异,但基本的建筑技术和样式是接近的,关中、河北辽西都上承汉晋而向拙重方向发展,高句丽可能受到东晋南朝的影响而略显轻巧。关中、河北辽西建筑特征后来又都汇聚到北魏平城,型塑了平城建筑的基本形态。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融合多种书体特征的"破体书"和大量俗体字上。本文由分析"破体"概念的内涵入手,试从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分析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时期关陇地区文学及其研究述评

十六国时期关陇地区的文学有所发展,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家及文学作品,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些作家、作品有较多的研究,应该引起关注。笔者分别对五凉、前秦、后秦时期关陇地区的文学创作及现代研究进行了评述。关于十六国时期关陇地区的文学研究,对于我们理清民族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认同意义重大。

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速亡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陕西西安洪庆原十六国梁猛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纺织工业新园内一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发掘出土了大量彩绘陶俑、日用模型明器、铜器、银器等随葬品。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以及墓中铭文砖等研究表明,这座墓葬为十六国时期梁猛墓,是当时五胡政权内汉人世家大族的墓葬。这座墓葬的发现为十六国时期墓葬演变、家族迁徙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