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中国观”

“中国”一词在秦汉时期最普遍的用法是与“四夷”并称。以地理范围而论,“中国”或指“京师”,或指“十二州”,但主要指“中原”或者“北方”。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含义的不确定性,但“中国”本质上是一种“优越性”,即当以“中国”自居时,必然会产生“差序”。至汉代,“汉”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其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囊括了整个华夷,而且在超越了“汉国”的同时,也高居于“中国”之上。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曹禺《北京人》中曾思懿人物形象新论

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并非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大奸大恶之人,她的所作所为是有客观原因的,封建制度、男权意识、悲剧婚姻、性格异化都造成了她长久以来被读者误解误读的现象,她需要一个相对公道的评价。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以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的时代,道教的民间性及道化四夷的宗教特质,使南方蛮族和氐羌族群不同程度受到道教影响。本文考察了道教在南蛮、氐羌族群中的传播,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

中国明代四夷馆与朝鲜王朝司译院,在历史的当时,都是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主要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翻译朝贡国家的往来文书。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相同,但学制、教学内容又各有侧重。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

明政府重视发展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海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为了满足跨语沟通的需求,创办了教习译写番字的四夷馆,培养了一批从事对外交流与贸易的翻译人才。从教师的聘用、译字生的招选以及外语教学来看,四夷馆的做法具有典型性。

晚明戏曲作家茅维生平考辨二题

通过考证认为:茅维生于1575年,卒于1645—1652年之间,确切卒年待考;"苕溪四逸"四人中,吴梦旸最为年长,其次为臧懋循、吴稼竳,二人年纪相仿,茅维年纪最小。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四邑侨汇为粤省冠”说辨析

在近代,侨汇为江门五邑侨乡重要的经济命脉,曾有“四邑侨汇为粤省冠”之说。从定量、定性两方面辨析此说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测四邑侨汇所包蕴的文化价值。

地方志与四邑方言历史音变

地方志对四邑方言历史音变的探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四邑方志显示,四邑方言阴平、阴去归并至迟在康乾时期就大致定型,而且是阴平主动变同阴去。此外,古透母擦音化,以及台山、开平这两个代表性方言点的曾、梗摄部分字文读时收-n、-t尾,与山、臻摄合流等,这些语音特点在方志中也有零星记载。

广东四邑方言古精知庄章组塞音化现象

古精知庄章组在广东四邑方言中有塞音化读t-、t h-的现象。相关方言点端母(含定母去入声字)零声母化、透母(含定母平上声字)擦音化,t-、t h-留下空档,是以古精知庄章组相关声纽塞音化。

史学视野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为例

国内婚姻挤压问题的研究多是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角度出发,擅长对各项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数据分析。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数据分析无法体现出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婚姻市场的动态变化过程,更无法诠释婚姻挤压形成、调适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制衡过程。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问题研究能够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视角检讨和反思国内婚姻挤压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经验与启迪。

从四邑银信看二战后缅甸华侨的心路历程——以缅甸华侨黄礼胜寄归银信解读为中心

通过对缅甸华侨黄礼胜寄归家乡妻儿一组银信的解读,可以探看二战后四邑侨乡重建时期一位普通缅甸华侨的心路历程。黄礼胜在银信中既表达出对战后缅甸社会时局动荡、华侨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忧惧,又表达了对国内侨乡重建进程的密切关注、对家乡亲人的眷恋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