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拉金早期诗歌中英雄形象的变迁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表征。在特定时期做出重大抉择的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引导者。不同时代的英雄内涵各异,作为价值载体的“英雄”文化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蜕变与更替。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早期诗歌中人物形象从传统英雄到“非英雄”形象的转变,反映了英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非英雄”形象描写的实质为反抗权威主义、追求文化多元与平等的精神诉求。

社会文化背景下史诗的英雄观与生死观——以《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为例

《吉尔伽美什》是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诞生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下,讲述了国王吉尔伽美什与好友恩奇都一同斩杀恶兽保卫家园,并在恩奇都受惩罚死去后历经艰难险阻寻求永生的故事。《伊利亚特》据传是盲诗人荷马所著著名史诗,诞生于爱琴海流域古希腊文明下,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英雄阿基琉斯因女俘被主帅阿伽门农所抢愤怒退出战役,又在挚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后重归战场复仇,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都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史诗作品,而两位主人公又具有极为相似的出生和经历。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分别分析两部史诗中体现出的英雄观——何谓英雄和生死观——如何面对必然的死亡,进而分析它们各自的诞生背景和所属社会文化的差异,并最终在比较中探寻不同社会文化塑造英雄和对待生死的不同。

唐末五代时期江右豪杰的浮沉与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礼崩乐坏 ,纲常扫地以尽 ,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阶段在旧秩序的大动乱中到来。江右地区的迅速发展 ,表现尤为明显。钟传、彭等豪杰竞起 ,保境安民 ,重视文教 ,治绩卓著。彭家族迁入湘西土家族发展 ,延续至于明清。宋齐丘对南唐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赋税政策的积极影响 ,持续至北宋中期。江右豪杰的活动不仅为本地区在宋代的繁盛奠定基础 ,并且在唐宋之间学术取向与思想建设重心的转换中 。

卡莱尔“英雄”观的积极意义

批评界对卡莱尔"英雄"观的诟病有失公允。一旦我们对他的相关作品及其语境作细致的探究,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呼唤英雄,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机械的时代。不管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他呼唤英雄、抨击时弊的出发点充满了积极意义。即便我们只看卡莱尔的"英雄"观本身,也能发现不少积极意义。卡莱尔所说的"英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概念。在卡莱尔的眼中,一个人是否英雄,并不取决于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首先取决于他的诚恳与否。

村落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有机团结之耦合关系--以绥宁上堡侗寨为例

上堡侗寨熟人社会中"礼"的馈赠体系、唇齿相依的生态格局与情感依恋产生共命运的社会心态,这与村落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共同构成寨民集体记忆之前提条件。英雄传说、历史遗迹、节日庆典与身体实践等延续和再造着集体记忆、族群身份与共同体的团结。集体记忆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符号和实践系统的各种表征之中,是确保集体身份和社会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条件。反记忆则代表着被边缘化个人和群体的抗争性叙述。集体记忆充塞着神圣仪式之外的世俗时间,起着类似于世俗道德的规范性整合功能。

英雄是如何炼成的——《欧阳海之歌》再解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的美好允诺对全国人民具有一种强大的召唤与凝聚力量。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一个大量产生英雄的时代,塑造英雄形象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通过讲述欧阳海成长的故事,塑造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英雄。对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进行再解读,就是分析那个时期的作家"如何建构起这样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才最终完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叙事。

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的体制性反思

“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是促进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倘若“善有善报”嬗变为“善有恶果”,这会给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带来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实中屡屡发生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却正在强化这一荒谬逻辑。这种现象主要与当前政府显性价值导向偏失、补偿立法滞后、社会保障缺位和感恩意识匮乏等因素密切相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道德问责机制,补偿道德再生产成本,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感恩意识教育。

榜样之美与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转向

作为一种新的榜样形态,"最美人物"承载着与传统榜样相同的任务——社会主流道德传播。就此而论,"最美人物"的独特意蕴在于,通过"善"之表达方式的转换,使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社会公众取代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成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榜样选择的主体、榜样教育的主体。这种主体转向的意义在于:在社会公众的自觉认知中确证了社会主流道德的实存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榜样之美与榜样之真的统一中证明了传播载体的真实性,以"发明本心"之榜样教育路径提升了传播活动的长效性与实效性,传统榜样在社会主流道德传播中的种种偏蔽由此得以纠正。但是,"最美人物"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榜样的经典魅力。

社会维系方式的演变与不同英雄风貌——萨克索与莎士比亚笔下两个哈姆莱特的形象比较

12世纪丹麦作家萨克索写作的《哈姆莱特复仇记》中的主人公,表现了古代北欧英雄对父亲的忠诚、行动的迅捷和复仇手段的残忍,这恰恰是血缘维系时代英雄的本质体现。而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则体现出了血缘维系方式向社会契约维系转折时期诸种矛盾交织情况下的英雄新特征,即长于思考、目光开阔的鲜明特点。他们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巨人。

西方悲剧主角社会身份的理论演变轨迹

西方戏剧美学中,古希腊罗马时期,主张悲剧主角应是上层贵族阶级。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离经叛道的新观点。启蒙思想家提出以资产阶级作为悲剧主角,打破上层贵族阶级的一统天下。19世纪雨果等进一步论述了资产阶级作为悲剧主角取代王公贵族的历史趋势。黑格尔的戏剧美学博大精深,但他有关悲剧主角社会身份的见解却较保守。

论马占山民族英雄形象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抗战时期,马占山因领导江桥抗战而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抗日民族英雄,为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发挥了作用。但是,当他“降日”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迅速坍塌,沉重打击了刚刚凝聚起来的中国民众抗战信心。马占山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变化,对民众的社会心理带来很大冲击,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中国民众迫切而焦虑地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心理状态。

文明的传承与社会个体的价值——历史的实现方式再探讨

文明是劳动的积累和积累的劳动,是人类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人们开创新的历史的既得力量。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创造,社会个体的价值寓于个体自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造。历史的实现方式在于人们对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创造。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其是否融入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中去。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造是人类历史走向进步的重要基石,也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与发展的社会基因。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创造积淀成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人类历史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造齐头并进。

论丘逢甲英雄情结与其诗文创作之关系——社会心理学角度的探究

丘逢甲一生的行事与诗文创作深层的心理指向之一是其内心的英雄情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对英雄郑成功的人格认同加上东宁才子的自我认知,丘逢甲形成强烈的英雄情结;英雄自命产生的角色挫折造成其作品中二元对立的情感书写;在反省中开放的心态使其接纳先进文化思想,并在诗文中完成角色升华。

从认知学视角解读《百万英镑》中的概念整合

《百万英镑》是马克吐温一部寓庄于谐、风趣幽默的巨作;试从认知学和心理学视角借助概念整合理论解读《百万英镑》,探究一位拥有百万英镑流浪汉富翁的诞生、社会阶层反应的变化和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及其原因,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剖析及作品解读提供了一个有利线索。

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邓世昌自杀情景的建构为例

邓世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黄海海战自杀后,清廷虽不赞同他的这种行为,但从强化其政治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公开的场合给其极高的褒奖,极力突出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同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寄托,也将邓世昌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戏剧化。这使得整个社会对那些不利于将邓世昌建构为"理想化"民族英雄的记述进行了有意识的"遗忘"。这样既可以消除人们对邓世昌自杀的负面看法,引发世人的同情甚至是崇敬之心,又有利于把人们引导进"忠君报国"的行动中来。各个不同的群体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不断建构,赋予邓世昌自杀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将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断"放大"。

韩国(朝鲜)现代文学的新历史感知——以金英夏的《黑色的花》与洪锡重的《黄真伊》为中心

挑战王室、贵族、民众英雄,让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登场是最近韩国历史剧的一种倾向。从谈论民族或阶级为轴的大历史到追求课本以外的小历史,这种感觉在韩国和朝鲜的小说里都有所表现。韩国年轻作家金英夏的《黑色的花》和朝鲜中坚作家洪锡重的《黄真伊》所描写的下层造反者的形象,揭示了朝鲜半岛大众文化的新倾向,反映了民族文化建设时代的到来。

当代游民群体的影像演义——以贾樟柯的《天注定》为例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既延续了以往主题,又跳出固有拍摄经验。该片仍将镜头对准底层游民群体,但从以往的关注个体境遇转变为关注游民群像,着重表现当代游民生活环境的新变与困境:游离于体制之外并缺乏尊严、无处不在的暴力因素、流动的生活状态、阶层对立与贫富差距严重、新媒体模式介入生活而带来的隔膜以及冷漠的家庭人际关系。此外,导演还注重在《天注定》与古代反映游民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试图以"传唱式的改编"演绎当代"水浒"故事,这也为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英雄模范人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动载体

英雄模范人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密切的联系。英雄模范人物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动载体。当前我国价值观建设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新时代,充分发挥英雄模范人物的载体作用,彰显英雄模范精神的崇高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现实需要。因此,通过评选、宣传和学习英雄模范人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落到实处。

民族英雄《支格阿龙》神话变体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变迁

民族英雄是神话史诗与民间故事歌颂传扬的主要对象。彝族《阿鲁举热》、《包头王》是《支格阿龙》的神话变体,从流传形式看,它是依靠口耳相传,形成口头文学;从流传内容看,它以现实题材为口传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折射反映;从源流关系看,三个版本均是同一主题承接重组的流变关系。为便于比较研究,本文选择了金沙江南、北两岸凉山、永仁和哀牢山域的三个神话变异的英雄版本,以大凉山神话史诗《勒俄特依.支格阿龙》为主线,以小凉山英雄传奇《阿鲁举热》和哀牢山民间故事《包头王》变体为参照,从中揭示出英雄所处时代背景的历史性、民族性、传奇性、地域性和流变性的五个文化特征。

生命浩歌 精神礼赞——从杨荣星《电大群英》看电大精神的社会价值

《荣星文集·第1卷》——《电大群英》,歌颂古朴崇高的传统精神,彰扬当代改革的激昂情怀,揭示电大教育的鲜明特色,饱含坚实厚重的文化情结。顽强攻读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科学管理的精神、发奋写作的精神,链接起电大的学生、教师、领导与文集作者崇高的生命体验,汇聚为振兴民族大业无比坚定的信念。这便是电大精神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