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社会保障中的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属性当归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其亦有明确的伦理、政治价值内涵,但其作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属性确然。本文通过厘清与其直接相关的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之立场,以揭示各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支持性。

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

本文把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主要指第三条道路。文章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作了简要分析,认为三大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三大理论流派主要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孰重孰轻所展开的争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社会矛盾的回应与调整。

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自由主义被普遍指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在危机爆发以来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但至今仍然没有消逝,且在部分国家有加强之势。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原因来看,它不仅创造了实力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保障了2008年危机之后政治上的屹立不倒,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从外部原因来看,新自由主义之后缺乏有力的替代方案。导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目前没有出现,而作为根本替代道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处于缓慢的探索过程中。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继续面临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现实。

德国产业政策的路径变迁与启示——基于《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分析

根据贸易理论的演进,西方国家贸易行为经历了保护主义—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三个阶段,随之对产业政策的态度也多次转向。《国家工业战略2030》是德国政府出台的干预力度较大的扶持本国产业的政策实践,反映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强调产业链闭环、科技创新主导的同时,正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崇尚市场自由化转向加强政府干预,从全面扶持转向扶持重点产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改变原有范式,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福利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竞争政策、区域政策等协调配合,强化产业政策的社会性目标导向和对社会福祉的创造功能,提高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

作者通过社会进化范式,将物质与观念因素有机地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对二战后的美国军事干预主义进行深入解读。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美国精英和民众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是不能单纯用观念或心理因素来解释的。地理环境和被技术优势放大的综合国力是理解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变量。这两个因素强有力地保护了美国精英和民众免受战争蹂躏之苦。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民众和精英对战争的前景排斥较少,因此,美国在二战后要比其他大国更积极地进行海外军事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