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风及其当代传承的社会理路

中国传统家风主要有两种样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样式和以身体力行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样式。其社会功能或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直接实现,或通过与其他社会风气的相互影响间接实现。当前,加强传统家风建设迫在眉睫,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制定相应制度,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联动机制,形成闭合的保障体系,以使人民真正生活在党风正、政风清、民风淳、家风兴的和谐社会中。

基于SA8000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现状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SA8000作为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标准,将对浙江民营企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面向企业员工调查的基础上,对照SA8000标准和我国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分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存在的社会责任缺失;从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转变政府的政绩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调整企业竞争战略等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的对策。

刑事被害人救助社会福利说之提倡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因为犯罪受到侵害的直接被害人和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通过法定救济程序,给予相应经济救助与精神抚慰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基础理论主要存在国家法律责任说和社会福利说的争议。社会福利说契合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实质,既顺应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潮流,又适应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实践,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的基本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思考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已经得到社会较为普遍的承认,但是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有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为树立企业形象而长期赢利的手段,这是一种单纯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还应该赋予社会责任以"价值理性"的终极意义,这种理性上的价值转向,有重要的伦理内涵。同时,要实现这种理性的转向,需要引进互惠交换机制。

行政诚信的多维透视

行政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认真分析行政失信的成因,加强行政诚信的培育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合法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根据是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其现实根据则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表现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置上。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治理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的具体方式方法是填鸭式的,而是灌输原则的强制性和灌输方式方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创造心理规律谈

创造心理活动是一种求新的心理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所谈创造的社会需要律是说,个体的创造性需要与社会的创造性需要呈必然性联系,个体的创造性需要,以个体对社会创造性需要的认识为基础,社会的创造性需要是个体创造性心理活动的动力之源;创造的心理自由律是说,当个体心理处于无拘无束无压力的自由状态时,创造性想象、创造性思维才能产生,揭示的是心理自由与发散性思维、集中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必然性内在联系;创造的设想尝试循环律,揭示的是“设想——尝试”的循环与创造成功之间的必然性联系。

论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合理性根据与有效实践路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同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自觉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特征要求必须重视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根据,是其实践性基础上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价值性与科学性、善与真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硬核。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是对现代性普遍本质的积极的中国回应,体现着中国新现代性和中国新文明,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实质所在。当代中国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科学地辩证地掌握和处理好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发展权、话语权、教育权以及管理权等,坚持时间、空间、方位和情境的具体统一,具体地掌握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特征。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探析

从马克思主义法治观、西方优秀法治思想和中国传统优秀法治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融合创新的基本理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的融合创新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过程,具有充分的理据,包括学理依据、法理依据、哲理依据和现实依据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个方面互相贯通、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融合创新的重要基础。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融合创新的基本理据,是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规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解决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重要前提。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四大范式及其规范化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在美国相关课程理论的影响之下,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社会启蒙、社会改革、个体发展和智识发展四大范式。本文介绍了这些范式的发展历史及具体内容,并通过课堂教学实例分析了四大范式在实践中相互联结和相互重叠的复杂关系。近年来,加拿大在内容知识、批判性思维、信息收集与报告、个人与社会价值标准、个人与集体行动等5个方面尝试建立了说明性目标,体现了对不同范式共时存在的认可。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理念与制度体系

通过将美国少年法院法视为现代少年刑法的历史起源,我国法学界引入保护主义研究未成年人法。然而保护主义在建构层面忽视美国干预主义和转处主义的理念鸿沟,体系论层面也没有形成阐释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法律责任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基于社会系统论的分析表明,围绕多元主义的立法理念,我国形成了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三根支柱”制度体系。“第一根支柱”秉承支持主义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未来的有效人力资本,健全支持积极生育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制度。“第二根支柱”秉承矫治主义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容易被环境诱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危人群,健全分级矫治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制度。“第三根支柱”秉承转处主义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年幼的犯罪人,健全科学惩罚涉罪未成年人的制度。此外,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还具有“保护区”“试验田”和“连通器”的具体功能。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党中央在研究经济形势中将短期走势与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根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从适应生产力发展阶段看,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已进入后期阶段,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将发生较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一致的。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长期高增长并进入较高收入阶段后,都出现了以增长速度大幅回落为特征的重大转变,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增长机制等都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其历史经验为新常态提供了佐证材料。从推进经济发展取向看,提出新常态的战略思想,也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常态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将被实践证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