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及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这些制度启示我们:在我国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必须提升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地位,必须推进为政府首长设立专职首席法律顾问,必须聘用大量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已对公职律师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尽管对这种探索还存在争议,但是法治政府建设需要法律专家协助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其中社会律师是政府法律顾问的最佳人选。

和而不同:哈贝马斯主体间性观照下的法庭辩论模式

针对当前有关律师辩论的讨论,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为切入点,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观点出发,着重对理性辩论模式进行法律语言学建构。根据哈氏对理性交往的参与者应具有的角色关系的阐释,归纳出理性辩论的基本特点,找到这些特点在话语层面的反映与实现。接着以平等自由的言语角色关系如何在话语中实现为例,对本文的模型进行语料说明。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的法理分析

公职律师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定位为党政机关高级、专门法律顾问的公职律师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探索已经渐趋成熟,无论在身份特征、职能定位、法律责任,还是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架构都已渐成体系。而制度背后所展现的司法行政部门与政府法制机构关于公职律师的主导权之争、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以及游离于公务员与律师两种身份之间的职业界定都展现了不同制度结构的张力与博弈。未来,应当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体系而非律师制度体系中理顺公职律师的管理机制,应当以公职律师的律师身份优先为考量,完善相关权利责任机制设计。

律师制度的建立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律师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其直接原因来自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外籍律师影响,社会发展自身需求及法律改革。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阶层,律师群体的这种特殊身份显现出近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而其所具有的新的教育背景又决定了他们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理念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新法律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新法制的建设者,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促进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论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

辩护律师不仅是被告人的权益代言人,而且也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其社会角色的多元必然导致角色冲突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寻求民众对辩护律师角色的定位,并通过立法将这一定位明确化、法制化。从而,将冲突的程度抑至最小化,使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功效得到充分的发挥。

近代文凭造假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以留日文凭造假和上海律师公会为例

为应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近代国家积极倡导、鼓励出国留学,优先录用归国留学生,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国史上大规模的留学潮流,其中尤以留学日本占多数。受文凭主义及外国文凭甄别难的影响,出现大量假冒日本大学文凭、混入重要职位的现象,其中以骗取律师资格进入律师行业最为严重。为此,近代国家进行了积极治理,虽然治理效果不显,但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治理却较有成效。

法社会学视角下律师群体的社会性

律师群体的社会性是法律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体现,其内涵不仅体现为传统的公共性与政治性,受法律制度建设与政策的影响,也体现为职业化过程中市场的干预,受法律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律师群体的社会性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体现为三个面向:在法律职业群体内部,以其他法律群体向律师群体的单向流入为主;在法律职业群体外部与律师群体之间,以其他职业群体向律师群体流入为主;在律师群体内部,则主要体现为其他律师向商业律师群体的流动。

律师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

社会对执业律师社会作用的期望值往往高于普通职业者,律师职业的特点使其执业道德伦理标准和其他普通职业者有相似的基础又有特殊职业的差异。律师坚持执业道德伦理标准是其维护中国法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也是真正实现律师职业化的基础。同时,社会正义观念和理论、社会民主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律师伦理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现代律师伦理道德水平、敢于和善于维护法律程序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新一代中国律师的光荣使命。

法律社会工作论纲

法律社会工作主要是运用法律和政策知识来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工作;法律社会工作不同于心理认知社会工作、律师工作和司法矫治。权益维护类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要求该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熟悉法律知识和技能;社会矛盾凸显、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提升,对法律社会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法律社工的宏观作用是助力社会综合治理,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法律社会工作的微观作用包括维权、纠偏和增能三个方面。法律社会工作的常见服务领域有婚姻家庭纠纷、劳动纠纷、交通事故处理、社会治安案件处理、土地房屋纠纷、社会保障、法制宣传七个方面;法律社会工作的经济支持模式主要有政府购买模式、非政府组织资助模式、风险代理模式、公益宣传模式和保险模式。

律师接案中的关系因素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中国律师执业中的关系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探讨中国律师与中国司法的新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在中国律师接案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在律师接案中具有提供信息、增加信任等功能;律师接案需要依靠以业缘关系为主的各种关系;律师接案主要依赖混合性关系。

浅析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兼谈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义务的设计

运用法制给律师一个准确定位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发挥律师作用的重要前提。我国现行律师法将律师定位于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对律师职业定位不准确,造成律师社会地位低下,缺乏社会责任感,容易造成律师角色失败。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我国的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义务的制度设计应成为律师定位和发挥其作用的法律保障。

传统与转型:坚守正义、守护良知和维护荣誉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既要代表和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又要看重正义和司法公正。律师应当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构成公民社会一个最成熟的层面,成为反对专制和建设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新世纪初,中国律师随社会政治转型再次面临新的转型,律师将从传统职业角色中走出来,部分地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律师职业转型应当适度保持传统本色,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根本使命,以守护社会良知为职业本分,以维护共同体的荣誉为最高利益。

法律与科技:社交媒体中律师职业伦理之建构

社交媒体正逐步嵌入律师职业，在给法律职业人士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风险。在中美律师职业的发展过程中，社交媒体所引发的律师职业伦理风险主要包括违反保密义务、违反律师广告规则、造成与司法人员不当交往几个方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应该借鉴纽约州律师协会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律师职业的实际情况，修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或者专门制定《律师社交媒体行为准则》。在修改或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律师协会应该本着“促进与鼓励社交媒体在律师职业中实现合法有效运用”为目标，遵守以下六个基本原则，即保持独立、促进正直、明确责任、强调保密、维护信任、细化政策。这六个基本原则也是律师（律师事务所）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原则性指引。

中国律师办案中的关系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中国律师执业中的关系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探讨中国律师与中国司法的新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在中国律师执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在律师办理案件时有便于证据收集和采用、有利沟通、获得信息、方便工作、判决倾斜等作用。

对律师形象社会定位的探究

律师系“司法戏剧”的主角之一。在不同的政治与司法模式下 ,律师的权利有大有小 ,地位有高有低。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大位高 ,却常有“魔鬼”的形象定位 ;人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小位低 ,甚至无权无位 ,其形象定位也常与“魔鬼”难分伯仲。当然 ,律师也会偶得”天使”的美誉。律师就是律师 ,既非“魔鬼” ,也非“天使”。律师“唱司法戏剧”权利的大小和权能的强弱 。

社会转型中的律师角色:民国北洋时期律师的法律权能

在清末以降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民国律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国的法律、社会期待以及律师的自我认同都将律师作为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在野法曹"。从法律权能视角来看,身份价值、自治组织、社会资本、经济基础构成了律师参与社会转型的条件。诉诸司法程序、开展社会运动、运用政治联系、参与国家体制构成了律师释放和运用法律权能的方式,使之在法律、政治和社会机制中影响社会转型的议程。民国律师的案例证明,律师不仅可以是法律和既定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也可以是法律和秩序的改革者、倡导者。这为我们理解律师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与角色,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关于律师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

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具备坚实的法律素养是其基本要求,而要成为一名真正合格乃至优秀的律师,就必须同时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敏锐性,要勇于承担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我国律师业所面临的困境与法治处于发展状态有关,律师的困境就是法治的困境,而解决或缓解律师和律师业困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律师政治素质与社会责任的问题。

作为社会医生的法律家——医生之于法律家的职业启示

究竟什么样的法律家才能够被寄予厚望？一定意义上，法律家可以被视作社会医生。相应地，他应该像医生看待人体疾病那样，保持正确的社会病观念。其在社会病的治疗与预防中都应该有所作为，表现出充分的实践智慧，而不只是技术理性。法律家的职业形象与人格形象不应该是分裂的。他应该是具备相应的德性，并在专业实践活动中有所体现，能够为公众所理解与认同。一个理想的法律家，应该是德才兼备的社会医生。“实践智慧”与“德性”或许可以替代“技能”与“伦理”，成为法律职业研究的新框架。

律师执业活动的法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知识渗透于律师执业活动的每一个阶段,从案件的受理到案件的准备再到案件的审理,对律师 执业活动有着重大影响。在案件的受理阶段,律师往往优先挑选社会学意义上强度大的原告的案件和强度小的被 告的案件。在案件的准备阶段,律师会有针对性地选择被告,选择与自己较为熟悉的法官和当地的法院。在案件 的庭审过程中,律师会尽力渲染那些在社会学特征方面对当事人有利的因素和对对手不利的因素。在案件的代理 上诉期,律师通常运用社会学知识考察一审判决是否与法社会学原则相抵触,以便要求二审法院做出修正。

公益法律援助的职业理性——对话丹宁勋爵对法律援助的诟病

法律援助作为制度福利的一种,对其有着多种不同声音的评价。丹宁勋爵对法律援助的批评具有代表性。只有将具体的法律援助行为纳入公益法律进程中去才能对回应各种批评意见。文章从社会保障思潮的演变、法律职业主义理论与律师职业伦理的张力三个方面理性分析了公益法律援助的价值、根源与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