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的空间叙事:西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秩序重构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空间重构下的扶贫实践,是一种以空间换发展的可行性举措。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由原来分散居住在农牧区村落到聚集生活在易地扶贫搬迁现代化社区,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且移民搬迁社区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阻隔”。对西藏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社会空间理论从“空间的表征—空间的实践—表征性空间”三元辩证法出发,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分析,发现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处于过渡期的“阈限”阶段,且存在生活空间压缩分化、生产空间生计转型和关系空间更新重组的特点。要把政府对空间规划与移民对空间的使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重新架构和诠释,如通过加大政府与社区的互动力度、探索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方式、实施社区与市场互助合作等举措,以期重构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秩序,为S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体提供可及的公共服务。

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

公共安全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的基础,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必须扎实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新要求,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被动“遇见”向主动“预见”、从被动保平安向主动创平安、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治理模式转型的逻辑基础在于主体驱动的内生机制、方式驱动的外生机制和制度驱动的规范机制。在新时代,要从贯彻落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加强重点单位治安保卫和治安防控、推进智慧防控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救助规范的性质及实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救助规范缺乏立法规定和学理讨论,原因在于,将社会救助单纯视作司法实施导向的权利条款,而未关注到其积极规范特征。积极规范具有目标导向性、强制性、弱司法性和时间维度性,其实施规则主要为金字塔式的立法实施与行政实施,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前提下,由宪法积极规范构建“公共框架秩序”,由各层级立法与行政机关实施。社会救助规范符合积极规范的基本特征,其实施逻辑也应当遵循积极规范的实施逻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救助作为非常态社会救助,其“配套立法”不足、立法逻辑断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草案)》新增突发公共事件中“困难群众”救助机制并完善“临时救助”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救助积极规范之目标。

社会秩序与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

社会秩序由无数个规则所支撑,把规则意识、法律秩序、规则教育与社会伦理心态培育连接起来,使行为主体将应当不仅变成行动的语言,而且变成内心的行为准则,将伦理道德观念置于社会生活中。健康的社会伦理心态可以从容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

日本东京城市社会治安主体的类型、功能与启示

当今社会治理中,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弱化,由居民组成的社会组织作用日益凸显。日本东京作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公众安全感水平连年提高,其重要原因在于各类社会治安主体的广泛参与。对东京社会治安主体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将其按照自治性治安社会组织、商业性治安社会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五个类型汇总。从内在功能来看,东京城市社会治安主体不仅与东京警视厅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弥补其警力不足的问题,还为公众有序参与治安秩序维护提供组织保障,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治安需求。借鉴东京的经验,我国大型城市社会治安主体可以从治理理念、法律制度、运行机制、保障措施四个方面进行完善,推动我国大型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公共法益视域下的高空抛物罪边界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高空抛物罪为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与先前的司法解释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同,且该条文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叙明较为模糊,导致实践中存在对高空抛物行为适用罪名混乱的状况。明确公共秩序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间保护维度不同、前者为后者之屏障的关系,厘清构成要件中“高空”“抛物”等要素内涵,才能解决高空抛物行为定罪不当的问题。

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属性及结构模式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指公安机关依据系统论，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整合内部警力与社会资源，以社区警务为基础，以全时空巡逻防控为基本勤务方式，以刑侦防控为首要环节，形成统一指挥、互相配合、信息共享、协调运转，集打击、防范、管理、控制、服务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能对社会治安实施综合控制的警务工作系统。其基本属性是系统论，表现在整体性、层次性与开放性三个方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结构模式可归结为北京模式、廊坊模式和昆明模式三类。

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对于社会治安的评价,如何选择既"可靠"又"有效"的指标是创建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根本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延伸出两个基本问题:反映社会治安治理状况的指标,或者反映影响社会治安因素的指标能否成为一个社会治安的测量维度。反映社会治安治理状况的指标,主要是那些以警察工作为评价对象的指标,这类指标不能够用于直接评价社会治安状况。其理由不仅在于这类指标所测量的是警察的具体工作及其成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治安状况;而且也在于无法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优警务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促进社会治安的改善。反映影响社会治安因素的指标,如果要想纳入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就必须确定:指标所刻画的变量与社会治安这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通则式因果关系。而要论证这一点,则存在着极大操作上的困难。

改善社会治安能够减少多维贫困吗?——来自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户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二元Logit回归的基础上,运用自助回归法(bootstrap)重点研究了社会治安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强社会治安能够显著改善南疆三地州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随着贫困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治安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在不同距离和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贫困状况的测度结果显示:随着农户离县城距离变大,社会治安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也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同时,社会治安对高收入农户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最大,对中低收入农户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较小。

治安本质论

从词源和古籍考证的角度开始对治安的本质进行探究,治安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治理和控制;从韩非对治安的论述开始,广义的治安的含义并未改变。治安事实上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是由对社会的暴力统治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两部分组成的。国家依靠物质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安”的概念在事实和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系统论述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分析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提出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论证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基本原理;阐述了当前公安机关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维护社会共同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证立——兼论刑法目的的双层构造

"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并非我国刑法的目的。前者作为刑法目的存在逻辑和解释论上的循环论证且会消减法治国家的刑法。而"人民"概念内涵不清且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并不适合成为刑法的保护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以国家刑权力限制私力复仇,以达至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这作为原始法的初始目的,在法律(刑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贯穿于始终。"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是刑法的根本目的,而法益保护和社会伦理行为价值的保护则是"保护共同社会秩序"的具体化,是刑法的直接目的。

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

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核心,对传统至现在的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做出不同于以往认识范式的重新阐释。认为,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浑融于国家权力体系,既有自发秩序的性质特征,又是国家权威秩序的功能实现部分,由此型构出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互嵌式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图式,并且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型态当中。因此,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解释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并且要在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亦即基层社会秩序的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的确立需要建立在基层社会合法性秩序规则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秩序规则的贯通基础上。

关于打防问题的理性思考

重打击轻防范、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是长期困扰公安工作的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 :1 观念创新 :树立全新的防范意识 ,正确认识打击与防范的辩证关系。 2 警务机制创新 :构建以社区警务、阵地控制和单位内部防控为基础 ,以“1 1 0”指挥中心为中枢 ,以全时空巡逻防控为基本勤务方式 ,以快速反应机制为保障 ,以刑侦工作为攻坚力量的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3 坚持正确导向 ,探索。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续上期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部分主要论述维护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策与措施。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反对不正确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 ;二是依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 ,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三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 ,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道德真空,抑或规范冲突——对当前信任危机研究的评述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凸显,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理论上对信任危机的成因和对策分析基本上可以归结为"道德真空论",认为"传统-现代"的转型中出现了结构断裂,传统道德退场的同时,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起来,结构断裂和道德缺席共同导致了信任危机。这种观点指出了目前信任危机频繁发生的社会转型背景,但忽略了在社会转型期新旧道德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状态。而规范冲突的视角揭示了信任危机根源于传统私人道德对公共生活秩序的破坏,这一视角对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和文化导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政策的定位与有限性分析

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政策目标依次是维护社会秩序、改进公共服务、改进政府回应性。大数据政策问题的构建应厘清基本概念和社会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大数据应用的风险和有限性。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需要考量技术门槛和数据垄断性权力对于社会利益分配和秩序的改变,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需要面对社会决策与问责的风险、技术取向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大数据作为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亟待建立与之匹配的规范体系,用来判别数据采集与利用的限度和边界。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治理路径选择

网络恐怖主义将传统的恐怖主义置于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利用网络社会的跨时性、跨域性、信息"爆炸式"传播等特点,将恐怖主义的危害性无限放大,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毒瘤"。当前,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存在过于追求打击成效而忽略人权保障;过于依靠国家力量而忽视社会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工具应用的效用等问题。在犯罪治理理论框架下,可以从"安全—秩序"价值分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效用分析和"保护—限制"策略分析三个维度入手,深入探讨并解决网络恐怖主义治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安全需求导向、社会治安效用导向、权利本位策略导向三个基本导向,从而实现合理价值定位、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最佳治理效果。

我国国际私法关于“公共秩序”立法的审视

“公共秩序”是国际私法上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模糊性,这一特性既可以说是它天生的缺陷,更可以说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当前采用这一制度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与国际立法的重要走势及对这种走势的科学分析来看,中国目前的立法将“公共秩序”表述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准确的,有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不当,须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