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商业银行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实证检验

技术创新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与商业银行内部研发部门相比,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研发项目具有较强的决策权和事后止损机制,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检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生产经营,但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对商业银行的实际影响效果还有待探究。为此,基于我国54家商业银行共10期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两阶段模型检验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成立对商业银行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是硬化技术创新预算约束的直接手段,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自主研发能力和经营效率,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最优选择;现阶段我国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硬化技术创新预算约束的途径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因此,应鼓励并规范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适时引入金融科技子公司牌照管理,促进商业银行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混合所有制改革:硬化约束还是优化治理?——基于国企债务风险的研究

本文手工收集和整理了非金融上市国企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及董监高背景的有关信息,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混改程度,探究其对国企债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降低债务风险,且此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商业竞争类国企和特定功能类央企中;上述影响并不是通过硬化约束、降低债务资源获取的客观便利性实现,而是通过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提高非债务融资能力,从而降低国企对债务资源的主观依赖实现,且非国有股东持股可以显著影响国企的股权融资能力,非国有性质董事参与治理可以提高国企的内源融资能力;政府质量及其治理水平的改善可以促进非国有股东参股对降低国企债务风险的作用发挥,但治理结构的影响未受到其调节;国企混改降低债务风险后,最终可以提高其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

预算软约束、债务契约与公司避税

根据"有效税收筹划"分析框架,公司避税需要权衡税收收益与非税收成本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司债务契约引起的非税收成本,本文首先检验债务违约成本是否会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进一步检验预算软约束对债务违约成本与公司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伴随总债务水平提高,公司避税程度显著下降,反映公司避税需要权衡税收收益与债务违约成本之间的关系,债务违约成本提高会抑制公司的避税行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债务水平与避税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反映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会显著降低债务违约成本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区分债务期限使用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水平进行检验下,上述研究结论依旧不变。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提供了公司避税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揭示"公司避税不足之谜",而且为理解我国企业的税收实践提供参考依据,对政策制定者和税收监管部门具有借鉴意义。

自由现金流、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短期负债水平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正相关;总体而言,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负债融资无法对企业"过度投资"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用。

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其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在研究期间,全部样本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逐渐降低;(3)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下降的幅度比民营企业低。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2)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3)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增值税转型、产权特征与企业劳动力需求

以2009年在全国推广施行的增值税转型为研究契机,结合企业的产权特征,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增值税转型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企业劳动力需求普遍减少;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民营企业劳动力需求显著减少,而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劳动力需求没有显著减少,其对税改的敏感度低于民营企业;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层级后发现,中央国企劳动力需求显著减少,而地方国企由于受地方政府干预更强,劳动力需求并没有显著减少,其对税改的敏感度低于中央国企;究其原因,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企承担了更多的预算软约束,作为补偿它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

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已成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重大隐患。本文利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的动态影响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体制难以制约预算软约束的行为,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并且会因为地区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效应;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改善预算软约束,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加强财政透明法律体系建设,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政府投资竞争机制以及约束地方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

预算软约束理论的进展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在分析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首先提出的概念 ,本文从外生性和内生性这两个角度 ,对预算软约束理论的近期发展进行了分析 ,其中外生性角度以科尔奈的父爱主义解释为代表 ,内生性解释以 Dewatripont &

预算软约束、企业财务风险与审计定价

本文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研究结果表明:①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预算软约束程度的增加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③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预算软约束程度的减轻提高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强。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不仅考虑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而且还会根据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对其财务风险进行相应的调整。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政府质量、预算软约束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基于预算执行审计和财政透明度的双重视角

不同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不同。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预算软约束作用下,这种正向影响发生了逆向改变,即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关系起到了反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以及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和西部的政府质量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随着东、中、西部省份发展程度由强变弱,预算软约束对政府质量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也逐渐减弱。

投资者情绪、预算软约束预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以投资者情绪衡量公司外部股权融资环境的变化,研究不同预算软约束预期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带来择时发行股票的好时机,总体上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当按照预算软约束预期对样本进行分组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的程度因组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预算软约束预期较弱的组别,最为敏感地捕捉了择时发行股票的好时机,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明显降低。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长期以来,投资效率不高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解决国有企业投资存在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投资软预算约束,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宏观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市场公平,优化行业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倒逼其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顺政企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壁垒。

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与股权再融资

本文旨在研究预算软约束环境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DM动态模型,构建了企业股权再融资决策模型;进而以2008~2009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将会导致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而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比民营企业更为强烈;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成因与治理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下降,支出上升,不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财政资金并不能满足需求。《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因而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就成为"制度创新"。本文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引发的财政风险、金融和经济风险进行分析,从经济发展和资金来源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成因,最后从短期和中长期提出可能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