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宋皇后礼冠差异性与传承性研究

皇后礼冠是中国古代女性最高级别的冠式,唐宋两代是皇后礼冠形制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章以萧后冠与宋钦宗皇后冠为研究对象,借助史料、图像资料及出土实物,厘清两者之间在形状、款式、装饰及审美倾向等方面的差异性。就传承性而言,立足于唐宋两代服制法典等相关文献,从史料记载中探寻唐宋皇后礼冠之间的传承脉络。尽管唐宋皇后冠在结构及装饰细节上差异显著,但宋皇后冠制是传承唐制基础之上的革新。两冠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宋皇后冠上增加了龙凤装饰,由此可见龙凤饰于皇后冠应是始于宋盛于明,宋代开启了凤冠流行之先河。

浅谈《诗经》“薄”字注释的共通性

在《诗经》中,“薄”字句多次出现,但向来注释各异,不曾有过的诂。我们通过对《诗经》的“薄”字句式的全面考察,并参考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闻一多、高亨注释较为精确:薄与“迫”通,可训为“赶快,立即,马上”之义。而《方言》由于其为训诂专著,释义概括精炼,其所释“薄,勉也”正是闻一多先生以及高亨先生的立足点。

“宋案”重翻:戊戌党祸之余波

戊戌政变后,相当一批维新官绅遭到诛戮、打压。作为政变当日最先遭褫职的"康党",宋伯鲁虽然侥幸逃脱"戊戌六君子"的血腥命运,但政治上的清算并未终止。庚子事变后不久,重返故里的宋伯鲁再度卷入一场政治劫难。陕西按察使樊增祥先是矫诏捕宋,继又设计陷害,最终通过怂恿巡抚升允密奏,蛊惑朝廷旧案重翻,判宋"永远监禁"。这是两宫回銮后,因戊戌党案而遭二次追责的首例案件。作为戊戌党祸的余波,"宋伯鲁案"生动反映了清末新政初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以及受党禁影响,政治投机风的恣意蔓延。而宋的自救与他救,特别是中外各界对宋的普遍同情和广泛声援,既折射出庚子事变后的政情与舆情,也刺激清政府不得不对戊戌党禁作重新考量。

评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兼论研究性与鉴赏性古代文学作品选的选材标准问题

好的文学作品选本,不仅能为读者提供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某些作家和某些流派的一般性知识了解,更应该给读者以新的启迪和感发,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这应该成为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选本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张继《松江夜泊》相关问题考证

"松江夜泊"是"枫桥夜泊"的正题。张继写《松江夜泊》时,尚未入仕途,而诗里所说的"客船",行进方向是由北向南。天宝十三载八月下旬,张继因南下谋职,由大运河起点洛阳出发,九月中旬左右次淮阳,十月初十左右夜泊松江,十月十五日前后至会稽;《松江夜泊》所说的"客愁",是这整个行程的情感结晶。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试论“宋亳说”——兼论商汤南亳的有关问题

"南亳说"为西晋皇甫谧首次提出,并将之纳入到"三亳说"的体系之中。事实上,"三亳说"只是对传统史书中记载的不同所作的一种杂糅和妥协,并无确切的依据。当今的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三亳说"的错误,但往往继续沿用"三亳说"体系下"南亳、北亳"的旧有说法。目前的考古研究尚没有找到比较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南亳、北亳的存在,但若因此而否定汤亳在豫东、鲁西南一带的可能性则为时尚早。这种情况下,如果暂不论汤亳的具体地望,而只论汤亳在宋地(即"宋亳说")则既有文献依据,又有较多的考古支持。以"宋亳说"代替以往的南亳、北亳说来作为汤亳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应当是汤亳研究中较为客观的一种表达方法。

文彦博年谱稿

长期以来,文彦博的生平与活动记录仅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其年谱一直未传于世。《文彦博年谱稿》根据文彦博的著述、笔记及其他相关史书、方志等资料,以编年体方式辑成,对文彦博生年、求学、仕宦、交游等事项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伯颜及其诗歌散曲创作论

元代蒙古族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是在当时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伯颜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对其进行研究,对蒙古族文学、蒙汉文学关系及元代诗歌创作等的研究将有一定的帮助。

《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编纂背景略论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编成的一部一百三十卷的多文体选本,其中收录的表、笺作品多达十四卷,这既受益于以承文院文官为主要编纂班底的文献裒辑之便,又与表、笺在东国外交、科举等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从《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的编纂体例,可以看出主纂者徐居正等人在遵循前代选本既有规范的同时,也能自成新格:将表、笺作品合标以"表笺"之目,很有可能受到东人别集《阳村集》以及《翰墨全书》等中国类书的启发,同时也起到了维护本国国体的客观效果;至于按题材对"表笺"下的作品做出不标细目的二级分类,则是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东人之文四六》等文献相关作品分类编排经验各有去取的学习;而在藉助类目细分表达出自我文体观念的同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又体现着编纂者们有意识的去类书化倾向。

论金波儿童诗对传统儿歌的借鉴和吸收

金波是中国当代儿童诗诗人代表之一,其儿童诗除在审美意蕴上接续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之外,在形式和情趣上,还自觉借鉴和吸收了传统儿歌的艺术资源。传统儿歌给予金波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对音乐性的讲求;特殊形式和技巧的运用;游戏精神的洋溢等。

成功普查和抢救当代优秀儿歌的典范——评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

从我国儿歌童谣堪忧的现实出发,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与出版工作者联合组织作家对中国儿歌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从而推出了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该书的出版是对那些散落在我国广大土地各个角落的众多儿歌的一次极为可贵的普查和抢救,具有推动和发展我国儿歌创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解放初期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歌搜集活动与《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

1949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是中国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歌集,1952年出版的《东蒙民歌选》是建国初期最具影响的蒙古族民歌集。这两部民歌集,都是在安波的直接主持下完成的。1947年,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在赤峰建立,时任院长的安波,与年轻教师许直和学员胡尔查,在鲁艺蒙古族学员、宣传队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学院蒙古族学员以及当地牧民中展开调查,搜集大量民歌,并于1949年编辑出版了《蒙古民歌集》。时隔两年之后,安波与许直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和充实,于1952年编辑出版了《东蒙民歌选》。两部民歌集,对后来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传播、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北宋经略河湟区域的蕃族“汉法”经济法规

北宋前期处理河湟民族区域蕃族民户犯罪的基本原则是"和断罚纳",即因俗不强制采取统一刑律判决或服刑,而是以钱物代赎。北宋后期随着对河湟区域的开拓经营,河湟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蕃汉之间的交往日渐深入,以往"和断"法律政策逐渐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巩固对河湟民族区域的统治,北宋对其经济法律的政策随之发生了变化,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河湟区域统治目的的需要,其法规从蕃法向"汉法"转变,体现出河湟开边之后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汉法"经济法规直接作用到保护蕃族人户的基本经济利益,土地买卖的开放就是河湟"汉法"经济法规走向进步的突出表现。

工布民间歌舞“博”初探

工布"博"歌舞音乐是西藏音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歌舞蕴含着工布地区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风格。目前关于工布歌舞的专题研究成果寥寥,工布民间歌舞"博"的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基于这种现状,本文将尝试对工布地区"博"歌舞进行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对"博"歌舞的分类、音乐形态以及表演方式和表演特点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以此促进学术界对工布"博"歌舞更多的关注与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孙文明、阿炳音乐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民间艺人的音乐创作研究中,会对研究结果起到更深刻的揭示作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著名的民族民间音乐家中,华彦钧和孙文明都是20世纪民间音乐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二泉映月》和《流波曲》。《二泉映月》让阿炳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流波曲》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孙文明。二者都在不同的民族音乐创作道路上为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两位大家的音乐作品从题材、技巧、风格上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民族音乐的内涵,更有助于对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扬。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的词史性质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共编选唐宋词二百五十一首,时间跨度自唐直至南宋末年。这部词选在选词方面总结了一代词史的创作,具有选词学意义;在注释方面则是尽量贴近词人词心,展示历史事实。

《海上花列传》对话中的否定词研究

《海上花列传》对话中的否定词主要有四个:"覅"、"勿"、"无拨"和"无"。它们都兼属副词和动词。"覅"后可接行为动词,除祈使句外,话题性成分皆要提前。"勿"既可以表示对未然事件的否定,也可以表示对已然事件的否定。否定词"无"后可接名词词组的缩略词,而"无拨"则不能。

三门峡庙底沟M254出土瓷器年代商榷

《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公布了M254出土的一件青瓷钵,关于该钵的年代似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在原报告基础之上对其年代进行再探讨,认为其相对年代为金元时期,而非报告中公布的唐代。同时,推测其生产窑口可能是汝州东沟窑。

疑尊、疑卣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

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二器同铭,其铭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卜噩侯"涉及到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此事亦能反映出周初建"侯"制度的某些规制。周人建"侯"并选其驻地,也要通过占卜而确定下来,"侯"的任命权与防区的划定直接归属王朝中央。早期的噩侯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附近,说明周人很早便扩张到汉东地区并建"侯"加以守卫。"宋伯"一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已出现,然此器铭所指应与殷商时期的不同,其人应是首位宋邦邦君宋公稽,出身于属殷遗的微氏家族。宋邦所在的位置亦属西周王朝的边域地带,其地直接面对淮水下游偏北的淮夷,是为周人把守东南门户的诸据点之一。然以目前所知材料,宋邦邦君未有西周王朝之"侯"职。这表明不是所有边域的邦君皆是"侯",具有邦君地位的贵族未必均获授予王朝的"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