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为家万虑空”:宋高宗题跋渔隐山水小景及其政治表达

一批出自宋高宗画院,表现烟雨朦胧、孤舟闲钓景致的佚名渔隐山水小景长期为研究者忽略。炎兴之交,高宗将暗藏议和决心的御制《渔父词》赠予近臣辛永宗,《蓬窗睡起图》等画作则是在和议告成后对词作的回应。结合此期复杂的君臣关系及院画生产流通情况分析,渔隐小景中暗含赵构塑造帝王形象、渲染和议政策的意图。

天命与道德重建:宋高宗立嗣与南宋初期政治

在南宋初内忧外患的局势下,高宗选立太祖后裔育于宫中,促成了帝统由太宗一系转归太祖后裔。选立决策对于理解南宋初期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它并非高宗个人意愿的体现,而是孟太后和大臣集体意志推动的结果。一方面,自北宋初年便开始流行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谶语,在靖康之难的冲击下,形成归帝位于太祖后人的群体信念,被高宗君臣视为应答天谴、消弭兵祸的必要举措。另一方面,高宗君臣构建起创业-中兴的话语体系,为新生政权寻求合法性,选立太祖后裔再现了宋太祖“不以私其近属”的公心,被认为是南宋政权重获“天命”的道德根基。

论宋诗叙事的三个维度——以南宋高宗朝贬谪诗歌为例

南宋高宗朝贬谪诗的叙事特征表现有三:其一,诗人们通过增加单首诗题长度和组诗的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诗题的叙事性;其二,诗人们经常从理性的视角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其主体情感融入其中,以致涌现出大量富含叙事性因子的自传式诗作;其三,诗人们以创新用典方式、多角度用典、以小见大和跨领域融合等方式增益叙事容量,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个体启悟和多元情绪。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对促进和形成宋诗的叙事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宋韵”文化

长期以来,宋高宗被认为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反面人物,对他创建的南宋评价也很低。但就是这样一个朝代,面对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享国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特别是它的宋韵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今天仍然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传承。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对宋高宗的认识怀有一定的成见,对南宋历史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偏颇。只要我们不怀个人爱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评价宋高宗,对南宋的所谓“权相政治”“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进行具体分析,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进行全面研究,就会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只有在宋朝特别是南宋才能孕育出如此光辉灿烂的宋韵文化。

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

《北狩见闻录》以宋徽宗为主线,记载了金兵胁迫徽宗至军前,于靖康二年(建炎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裹挟北上,直到过真定府的时间段内的记事。此书是记述靖康之难最早的史料之一,但作者曹勋在书中杜撰了一些虚假的记事,长期受到征信,需要深入地加以辨析、订正,书中关于高宗继统的祯祥出于编造。

也论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的气节问题——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王曾瑜先生判断历史人物失节的标准不当,错误地将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划入失节的范围。他把专制腐败政治作为导致古代士人失节的第一位因素和士人失节是正常状态、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政治的合法性:龙美术馆藏宋《瑞应图》研究

历史上的《瑞应图》有多种版本流传,上海龙美术馆藏《瑞应图》是画面与题赞保存最完整的一版,故对于整个《瑞应图》的研究十分重要。文本在梳理作品赞文、题跋、印章、画面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从图像与历史的关系对《瑞应图》的第一场景"诞育金光"与第十二场景"脱袍见梦"进行详细解读。《瑞应图》显示了在南宋初期由高宗发起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人物瑞应"的瑞应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将描绘的对象锁定为帝王与其他重要的皇族人员,巧妙地将部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后来被认为是上天昭示的虚拟场景融合在一起,具有视觉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其瑞应的效果要强于徽宗朝依托于动物、植物、景物、天相的"物象瑞应"。因此,对于宋高宗这位需要确认政治合法性的帝王来说,运用"人物瑞应"来暗示自身天授神佑的合法帝位,可以达到曹勋在赞文序中提到的"皆骇心动目,感化人心,遂日靖四方,再造王室"的作用。

撰与刻的政治构想——南宋夔门《皇宋中兴圣德颂》的文化涵义

南宋夔门《皇宋中兴圣德颂》以宋高宗禅位宋孝宗的美德为主题内容,不仅突显出孝宗朝前期的政局实态,并且反映了颂文撰、刻者的政治构想。颂文撰写者赵不息借以"禅位美德"作为颂文的主题内容,彰显自己政治选择的大致取向;颂文刻石者王伯庠,为扭转仕途浮沉的命运,亦借颂文内容及刻石之举,博得一定的政治声誉,从而实现政治路线及政治情感上与宋高宗衔接。该篇颂文的书写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撰刻活动亦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涵义。

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文中的南宋前期指高宗、孝宗两朝。这两朝状元释褐的惯例均为授职承事郎、诸州签判;谅闇榜状元的释褐职任都不再下调,依旧实行惯例;两朝皆有少数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仅将释褐职任中的寄禄官上调的情形,幅度都不大,其执事官则仍然是诸州签判。当然,两朝因时势不同,在状元释褐职任的处理上也有不甚明显的差别。

虚实交织--宋《中兴瑞应图》文本与图像的瑞应表达新方式

《中兴瑞应图》作为高宗朝祥瑞画代表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其虚实交织的瑞应表达新方式。体现在文本来源的虚实构成、图像表现的融虚入实、虚实策略及瑞应工具上。高宗将具有纪念性及象征意义的个人记忆嵌入到宏观历史进程中,帝位合法性、政治形象重塑、退位后的权力延续这三大政治诉求催生了高宗朝的瑞应表达新方式。

论苏轼对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

贬谪诗人的大量出现是宋高宗朝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学现象。这一时期贬谪诗人达观心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苏轼在面对贬谪生涯时所表现出来的超脱旷达为他们树立了积极的榜样。苏轼的这种典范作用落实到诗人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东坡素材"诗歌的创作及和陶诗、和苏诗的写作。

从绍兴四年高宗手诏看其进取之志

绍兴四年伪齐联合金人大举进犯南宋。在这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高宗的对敌态度从隐忍转而为抗击,使这次战役的走向与结局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变化。自战事开启,高宗连发手诏,其中发布于绍兴四年十一月的讨伐刘豫以定顺逆、起用张浚以成事功的两次最为重要。结合两次手诏发布的前后背景,可以清楚地见到南宋前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高宗积极进取的对敌态度。

试论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以宋高宗朝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为重心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赵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在高宗朝,宗室群体逐渐得到重用。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时期的宗室群体与北宋时期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

七十六卷清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新近发现的南宋高宗一朝史料,它与另一部记载高宗朝史料,即今存四十卷本《中兴小历》同为熊克所作。两者存在密切关系,但不是南宋时只有同书异名。前者应当是熊克本人依据后者于孝宗末年至光宗时期增补删改而成,二书在南宋同时各自流传并为时人所引。两者各自成书,各自流传,因此今人的整理,不能简单地将二书融合,而应当各自整理,同时相互比勘。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

从《中兴小纪》看宋高宗的驭臣之道

熊克是南宋高宗、孝宗时的大臣，《中兴小纪》是他撰写的记载宋高宗一朝史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宋高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皇帝，历代对他褒贬不一。从《中兴小纪》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驭臣之道及其产生的影响。

论宋高宗书法与传统帖学的源流关系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第一代皇帝 ,也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书法家。宋高宗书法是对传统帖学精华的直接传承 ,是典型的帖派书法 ;它与传统帖学存在着源流关系。

宋高宗在杭州——纪念南宋定都杭州880周年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他生于开封,长于开封。'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使宋朝遭遇到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赵构却因祸得福,登上了皇位。在金兵的追击下,他步步南逃,最后在杭州(后改名临安府)站稳了脚跟,并以它作为都城,从而与杭州结下了终生之缘。虽然,绍兴前期,在金兵的威胁下,面对险象环生的局面,使他患上了'恐金病',犯有屈辱求和、杀害岳飞等罪行。但是,在他统治的36年间,对南宋的建立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杭州的繁荣,都有一定贡献。主要表现在能够吸取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做到节省民力,减少兴作,抑制佛教泛滥。同时比较关心都下民生,自己的生活也尚称俭朴,晚年'禅位'孝宗,颇有积极意义,而生活却渐见奢侈。从总体而言,高宗仍不失为一个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

宋代爱国太学生陈东的《上钦、高宗八书》

陈东是宋代丹阳籍爱国太学生,他的《上钦、高宗八书》是对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时政、军事问题全面、精辟、系统的分析总结,所论皆有的放矢、高屋建瓴,显示了陈东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忠义恺切的文风,也体现了陈东"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