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

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

宋神宗朝与交趾、河湟和西夏间的战争须以宋神宗"恢复汉唐旧疆"的整体视野去认识,不能孤立地看待。从开边的整体计划和目标而言,宋神宗开边全面失败。宋人对战争责任的评说多是皇权政治和华夷观念下"责不在君"和"曲不在华"的政治解说。北宋与交趾、河湟、西夏等政权相互交往时秉持着相互认同的华夷观念和朝贡礼仪,其国际关系格局是垂直结构和等级制,所寓含的逻辑与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的平等和水平关系完全不同,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的话语解释宋神宗开边问题。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略论宋神宗的官制改革思想

宋神宗是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个人意志,对官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都施加了强大的影响,使元丰改制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而指导神宗进行官制改革的理论,正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整套官制改革思想。神宗在这一改制思想的指引下,实现了“名实相符”,恢复了三省制度,官制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宋神宗的改制思想存在诸多偏差,同时他又不能完全摆脱祖宗家法的制约,造成元丰官制存在较多弊病,直接导致元丰改制成为一次不成功的官制改革。

能力与声望的偏差:北宋中期招安武将彭孙研究

彭孙,北宋福建汀州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青年时期的彭孙协助官府平定叛乱因封赏不公而沦为盗贼,后率众为宋朝招安。彭孙招安后屡立战功,在所其经历的战争中表现勇猛,逐步由一名普通武官升至路级钤辖。但在彭孙为官过程中,宋朝其他官员多因他曾为盗贼这一经历而对其歧视,导致彭孙难以充分展现其军事才能并获得与能力相称的声望。

论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

自古明王圣主,莫不以尊师重道为标榜自己。自宋太祖起,宋代皇帝对自己的潜邸出身官员都有着不同于其他臣僚的亲厚和信赖。这些“帝师们”在朝廷上为臣僚,在藩邸、东宫则为师傅。囿于他们的双重身份,新老两任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异于其他官员。宋神宗被誉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有为”,致力于改变宋廷“积弊”,且矢志不渝。宋神宗的潜邸出身官员被其视为“忠臣”,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神宗朝的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历史上的变法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建功新时代提供文化滋养。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神宗时代的文士雅唱——以苏轼为中心

“既作雅词,又长艳曲。”可谓两宋词人歌词创作的常态,但伴随熙丰变法大潮,苏轼及其“友善”者、追随者,在官职升降迁转中,相与论诗书,观字画,悠游山水,歌酒茗饮,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以“白雪清词”变易“鄙野”“不雅”,用“著腔子唱好诗”“以诗度曲”“櫽括”等多种方法创作歌曲,或与朋友“大歌”,或“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或“使家僮歌之”,自己“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或“微吟”,或“吟啸”,唱出了“自是一家”的心声,适应“变风俗,立法度”的时代需求,变易了“淫冶”的“柳七郎风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苏轼等人“韵高”“白雪清词”的传唱,仁宗朝普遍被视为“小词”的曲子词,走向了神宗朝“结人心,厚风俗”的“乐府雅词”,使得大宋帝国的文艺百花园中,真正呈现出了繁花似锦般的文明昌盛。

宋神宗对变法图强志向的坚持

宋神宗在位时,曾积极支持王安石推行变法。宋神宗虽然与王安石在变法的战略构想上存在一定距离,但二人坚持变法图强的志向是一致的。相较而言,宋神宗在变法中所承受的压力更多、更大,以至于在变法过程中有过一定的动摇或妥协。但神宗并未因此而放弃变法,而是将变法事业坚持了十八年,他对变法图强之志的坚持是始终如一、至死不渝的。

宋神宗开边时期的广西地方政治结构调整

侬智高事变后,广西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使知桂州兼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加强对区域的行政、军事控制。直至宋神宗即位,开始对广西进行大规模开边活动,意图谋讨交趾及经制溪洞地区。在此初期,知桂州的权力获得空前的加强。随着经略交趾计划的破产,宋廷又将知桂州权力分离至广西各司,但是又衍生出不同的弊端。其内在变化折射出边疆地区治理的困难与地方权力分配不合理性问题,透视这一段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加深对边疆地区行政治理的理解。

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扬州知州考

基于李之亮的《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一书,考证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六十余年间扬州知州的任职情况。首先,经考证得出李之亮的扬州知州年表中受朝廷任命却未任扬州,因去世或改任他官者共有四人:范雍、苏舜元、沈遷、狄裴;其次,因史料缺失或错讹,考证未得朝廷任命亦未任职扬州,却仍被李之亮列入年表者三人:李兑、富弼、裴煜;最后对年表中王琪、韩缜、朱寿隆、徐绶、鲜于俛等多位扬州知州的任职时间进行了考证。

北宋宗室改革后的宗室疏属

北宋中叶宗室数量众多,再加之宗室待遇优越,这使得宗室花费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负担。因此宋神宗在即位后不久便推行宗室改革来解决此问题。按照与统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宗室群体被划分为宗室近属与宗室疏属,他们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其中宗室疏属的生活状况在宗室改革后发生诸多变化,而且他们走上了庶民化的道路。此后宗室疏属了适应了新的转变并逐渐融入外界社会。

论北宋采珠业的发展

北宋时期,以捕捞珍珠为主的采珠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前期,宋太祖以“敦本抑末”为由,对采珠业的发展加以限制,禁止私人采集珍珠。仁宗时期,政府出台禁令,禁止非命妇之家佩戴装饰珍珠,继续对采珠业进行限制。北宋中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宋神宗对采珠业实行宽松政策,恢复私人采珠业,并对其加以管理,收取赋税。宋哲宗废除仁宗禁令,允许百姓佩戴装饰及采集珍珠。这些政策使得北宋采珠业得到了发展,也为北宋后期奢侈之风的盛行埋下了伏笔。

忧国爱民 正直廉洁——明代杰出的政治家、贤相叶向高

本文以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为背景,全面阐明了在万历和天启期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朱氏王朝,倾尽所能,大力倡议革旧鼎新,废除弊政,励精图治的政治主张和理政思想;并论述了叶向高同情民间疾苦,关心黎民百姓,以民为本的风范及爱国爱乡的情怀;也论述了叶向高匡扶正义,勇敢坚定地与作恶多端的宦官坚决的斗争行为。论证了叶向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眼光、有胆量的改革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得到后人怀念的"良相"。

浅析宋神宗时期对北江地区的治理

受地理环境和“守内虚外”政策的影响,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大多无暇顾及对北江地区的治理。宋神宗即位后,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在政治上,“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在经济上,建城置寨,修筑道路;在军事上,组建义军,维护安定。总体而言,神宗时期对北江地区的治理是较为成功的,给北宋朝廷和北江地区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以“三不足”为中心看王安石对皇权的塑造

王安石作为熙宁年间变法的设计师,在变法期间为对反对变法者进行打压,背离了其身为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职责,背离了其对于皇权的理想构想,放弃了对皇权的约束,转而不断通过向宋神宗灌输以“三不足”思想为中心的一系列解放皇权的措施,以借此伸张相权,实施变法。然而,由于王安石在变法中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错误认知,使其最终罢相,黯然离开权力中心。

《唐李问对》与宋代阵法建设

《唐李问对》在北宋元丰年间被纳入《武经七书》,确立了它的官学地位。宋神宗在军事改革过程中,吸收《唐李问对》的军事理论思想,以《唐李问对》为蓝本进行阵法建设。但是在阵法建设过程中,神宗会其表意,未领会其要义、掌握其要法,导致所制八阵与《唐李问对》所言阵法貌合神离,阵法的创制屡屡受挫;以所创阵法用于战场实践,也是屡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