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宋太宗《逍遥咏》

《逍遥咏》成书于淳化元年(990)七月,由臣属作注释的可能性更大。以五七律为多数。主旨是阐释道家义理。常用的典故是一些道家、道教概念,如"乾坤"、"阴阳"、"道德"、"大道"、"自然、""无为"、"逍遥"、"修炼"。诗歌语言风格比较复杂,原文语言既有晦涩难懂的一面又有平易浅近的一面。注解语言则倾向于晦涩难懂。以诠释为主而缺乏形象。

《松游小唱》:与岷江历史文化的对话

近代四川著名羌族诗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是一本纪行诗集。诗人从都江堰到松潘,足历岷江河谷的松茂茶马古道,岷江河谷的雄奇壮美的自然山水、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随时触发诗人的灵感,与诗人形成超时空的对话。岷江河谷的历史文化、藏羌民族文化在这一对话中得到鲜活的展示,《松游小唱》也因此而获得深刻的文化意义,并在新的现实语境的对话中不断生发与丰富。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

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

宋齐勋位具有二重性——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它有七个等级。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与宋齐勋位的诸多相似性,证明二者都由后者继承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承袭了宋齐勋位的名称。士族依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凭借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勋、吏绩或年劳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从三品勋位或蕴位起家;三品蕴位及勋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流内十八班,三者等级分明。因此,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

论萧德藻诗

南宋著名诗人萧德藻因存诗较少,学术界迄今未对其人其诗予以评价。本文通过对萧德藻12首代表作的分析,进而对萧德藻诗的特色和成就做出总体评价。

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5·12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萧云从的《九歌图》与神话形象

历代关于《九歌》的图绘创作,不仅体现了处于不同时期的各个画家对九歌的多样解读,同时也展现出了画家们的精湛的技艺和风格。作为姑熟画派创始人的萧云从画师,其《九歌图》基于画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文史知识以及对艺术创造的独创性追求,在因袭前人、谨遵诗作原意的基础上,创造了生动传神的九歌系列神话形象,复原了屈原笔下的巫风楚韵,使楚国神话形象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

生态环境视野下的《诗经·豳风·七月》

以生态环境的视角对《诗经·豳风·七月》研究表明,先周后期的气候条件较夏代有变冷的趋势,豳地具有较现在更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和更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西周早期的气温曾出现过波动,至迟到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气温明显转暖。对先周后期生态环境因素的研究及与《夏小正》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诗经·豳风·七月》最初为产生于先周时期豳地的农业歌谣,所用历法与《夏小正》所用的夏历相同。经过长期的耳口相传,《诗经·豳风·七月》作为一种迎气、祈年的燕享乐歌在西周穆王时期被辑入《诗经》,在辑入过程中,《诗经·豳风·七月》的诗文内容有过修改。

浅谈钢琴曲《筝箫吟》的艺术风格和演奏技术

钢琴曲《筝箫吟》是储望华先生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储望华先生融中西方音乐精神与技法于一体,体现了中国音乐家在音乐创作方面,既注重向西方学习,又善于汲取民族音乐精神的创造力。本文通过对《筝箫吟》的分析,探讨一下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所具有的一些艺术特点与演奏技巧。

宋玉大小言赋寓意探微

宋玉的大小言赋历来被认为是“游戏”之作,然而持“游戏”说者仅是就作品的表层意思浅尝辄止,未能发掘其隐层次中的寓意。为此,我们通过对作品赋题的命意、“大”与“小”的所指和其文化背景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我们认为,大小言赋是一个表意整体,其寓意是,讽谏楚襄王若有重兴楚国的大志,当从“小”所借指的“道”的根本处做起,也就是劝谏楚襄王要明白先修身而后治天下的道理。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宋孝武帝二十八子之死”诸说考辨

关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二十八子之死,历代史家有不同的说法,彼此互有出入,难以圆融,以致于影响到今天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对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考辨祛疑,最终证实沈约《宋书》的记载属于历史事实,可以消除各种记载之间的相互歧异,纠正历代学者的某些错误结论。

宋孝宗惩治官员贪墨的措施

宋室南渡之后,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到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宋孝宗继位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对官员的贪墨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南宋历史上吏治较为清明的一段时期。

略论朱熹《戊申封事》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

南宋前期朱熹所上《戊申封事》,是一道洋洋万余字的万言书。它紧紧围绕一个中心,认为当时统治形势极糟,其原因完全是宋孝宗"心不正"、"私心",而颁布的种种措施又相继出现失误造成的。万言书还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并证成其说。全文有似于一篇批评、否定宋孝宗27年统治的现代专题论文。值得赞许的是,宋孝宗收到此万言书后竟连夜读完,不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从第二天起接连超升朱熹官职,表现了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罕见的度量与修养。

“还没有爱够这纷飞的尘土”——论宋晓杰的诗

宋晓杰的诗歌并不执泥于女性意识的呈现,而是热衷于体会日常生活所蕴含的诗意。她的作品体现出独特的"中年心态",特别关注对命运的想象和书写,诗行当中洋溢着对亲人、对故乡的热爱。宋晓杰的诗开掘了连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新路径,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当代世俗生活进入诗歌的一种方式,展现了传统写作资源、习惯完成时代转化的可能。

箫与宋词演唱

中国汉代以前,箫地位崇高,是祭祀祖先、与神灵沟通的重要礼仪乐器;汉代以后,箫的种类增加,使用范围扩大。箫真正通行于雅俗两界,进入大众的娱乐生活并与之水乳交融,是在宋代歌舞流行之时。箫在宋词歌儿舞女的演唱中臻于辉煌,宋词也在凤鸣般的箫声中得以广泛传唱。箫是宋词演唱不可或缺的主力乐器,它推动了宋词风格多样化进程,强化了宋词创作与演唱中的优雅气质。宋之后,由竖笛演变而来的单管箫逐渐成为箫类乐器的代表,传统多管排箫与宋词演唱一起衰歇,辉煌不再。

从《调笑》与转踏的离合看转踏对词的影响

歌舞戏转踏与《调笑》在宋代关系密切。《调笑》是宋人写作转踏最为常用的词调,转踏从南宋开始式微,《调笑》词保留了作为转踏歌辞的痕迹,同时又有变化。关于《调笑》和转踏的离合这一具体问题,如果以歌舞戏为本位,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调笑》离开转踏单独发展,离散了音乐先天赋予它的形制,割裂了与音乐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戏剧性;而如果以词为本位,得出的结论或许就是《调笑》接受了转踏赋予它的某些特征,为词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即使在后世已经不再与歌舞相融,也启发了词体的某些新因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恰恰从反、正两方面显示着《调笑》与转踏离分之后的态势。

评《宋代文学史》对郑思肖的论述

本文指出《宋代文学史》否定郑思肖《心史》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同时 ,既然否定了《心史》却又将郑思肖列为宋末著名诗人 ,则是说不通的。

浅析东北二人转小帽儿的艺术特征

＂东北二人转小帽儿＂实际上就是一种短小精悍的东北民歌小调,是二人转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月牙五更》等经典小帽儿曲目的分析,而将二人转小帽儿的作用、唱词风格、旋法曲调、节奏节拍、表演形式等进行阐述,意在引起更多读者对二人转小帽儿这种音乐形式的关注,进而有更多的爱好者来参与欣赏与研究,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