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2019年屈原与楚辞研究综述

2019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成果丰富。本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翻译研究等方面。

Walking into the world of Li Yu

Li Yu is a failure as emperor,but as a ci writer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indisputable emperor to take the crown.A brief life of Li Yu is first presented to account for his failure as emperor and success as a ci writer.Then some of his ci poem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court life,love and lamentation over past splendor.In the end,his achievements in ci writing are summarized by citing Wang Guowei's words from his Comments on Ci in the Human World.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湖南民歌中“湘羽”调式特性旋律音调研究

湖南民歌是先秦“楚歌”的一个自然而又合理的延续,它是历史的跟随者,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湘羽”调式特性旋律音调是湖南民歌中的旋律基因,具有悠久的生命力,是湖湘特有的音乐符号和文化标志,代表了湖湘音乐风格的传承和延续。

家谱所见三篇宋元人佚文辑考

家谱所载文章历来真伪参半,许多文章是伪托之作。若能把家谱中的文献和现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则可确定其可靠性。经考订,《旌德吕氏续印宗谱》所载吕俞《丰溪族谱序》、《吕氏族谱》所录方回《迁歙始祖吕公墓铭》以及《闽沙邓氏族谱》所收《安抚邓公柞行状》,都与现存文献史料相合,足堪信据,可补《全宋文》《全元文》之未备。其中从《安抚邓公柞行状》一文,我们可知宋代文人邓肃的从弟邓柞的生卒年。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

王玉书、曹炳然主编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收入了13位书法家以宋玉的16篇辞赋为创作题材的18幅各体书法作品,用不同风格的书像表达了对宋玉辞赋思想与艺术的理解与诠释,是宋玉辞赋的首次整体书法再现、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在“文学书像论”和“赋与书同体批评论”的视域下检视,该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

“岂敢窥群策,悲秋自楚人”——吴国伦对宋玉悲秋主题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吴国伦晚年里居楚地,深受楚地文风浸染,且与宋玉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及仕途遭际,因此在创作中大量接受了宋玉《九辩》及其他作品,尤其宋玉开创的悲秋主题引起吴国伦强烈的情感共鸣。吴国伦汲取了宋玉辞赋的创作特色,继承宋玉的悲秋主题,表达身世之感、宦游之思、生命之叹、家国之忧等多重情感内涵。他在感伤的基调上融入了乐秋的情怀,表现出不同于宋玉的悲秋态度,是悲秋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从宋玉《风赋》看赋家之“欲讽反劝”

宋玉《风赋》主旨难明,世人多有曲解。对文本进行深入品析,并从宋玉形象、相关作品思想倾向入手,加以佐证,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风赋》之讽谏本质。《风赋》关涉彼时赋作“欲讽反劝”之风貌,对其主旨之深刻探讨,也为深入体会赋体创作中“欲讽反劝”之现象创造契机,进一步确证《风赋》实为“欲讽反劝”。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韩愈治潮的思想史意义

韩愈的治潮观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经术上,韩愈坚守了先王之道与对君子固穷的信仰;政事上,韩愈推行了安民除害与尊孔兴学的善政;传承上,韩愈招揽弟子并且受祭于潮,成为一方宗师。韩愈作为潮州宋学的先驱,其治潮举措是宋学在潮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践。

章钰批校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曹培廉城书室刻光绪八年(1882)洞庭杨氏重修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十卷,《外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经清代藏书家章钰通篇校读。章钰从群碧楼主人邓邦述处借其所藏元本(实为明初刻本)进行对校,对两个版本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较,并对篇章字句进行了校正,且利用多种校勘符号进行批校。此批校本在充实《松雪斋集》的版本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中药松郁安神方对失眠大鼠血浆中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

目的:探讨松郁安神方对睡眠剥夺大鼠血浆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NE)、5-羟色胺(Serotonin,5-HT)、多巴胺(Dopamin,DA)水平的影响。方法:采用对氯苯丙氨酸(PCPA)造大鼠失眠模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检测法(HPLC-ECD)测定PCPA失眠大鼠血浆中NE、5-HT和DA含量。结果:松郁安神方可以降低大鼠血浆中NE、DA含量、升高血浆中5-HT含量,与模型组比较,P<0.05。结论:松郁安神方改善失眠大鼠睡眠的机制可能与其调节大鼠睡眠相关物质NE、DA、5-HT的含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