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北宋真宗朝解盐运销政策改易述论

宋真宗时期,解盐运销政策交错更迭。梁鼎以商人在陕西入中粮草价格虚高,影响国家财政为由,主张取消入中粮草和实行解盐榷卖。李士衡则主张实行解盐通商,将榷酤引入陕西军费体系以解决虚估加抬造成的财政问题,同时将民众从差役中解放出来以稳定社会秩序。从具体实施效果看,李士衡的措施能够平衡解盐通商、入中粮草和军需供应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北宋经略西北边疆。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

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

宋代时不仅民间传统节日文化进入了成熟、丰满时期,而且在宋真宗、宋徽宗两朝,又新创了11个节日,既增加了宋代节日数量,同时,在国家因事设节、完善中国古代节日系统结构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从此,中国历史上的节日,除广大士庶参与的民间传统节日之外,新增了由官府各级机构大小官吏们参与的官方节日,对后世乃至我国现代节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曹玮——兼谈宋真宗时期的西北御边政策

曹玮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之子,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为北宋前期西北边疆最为著名的御边将领。曹玮为将,极负卓识,在其任间,制定联络吐蕃制约西夏之边策,成为有宋一代之基本国策。曹玮善于治军,亦极善用兵,故在西北边防保卫战中,屡建奇功。其守御西北边境近三十年,制定了许多御敌备边的制度与措施,如修筑寨城、疏浚堑壕、招募弓箭手屯田及团结蕃部以固边圉等。这些制度与措施多为后代沿用,成为宋代西北备边的基本法规。曹玮御边,虽历三朝,但其主要功绩尽在真宗一朝,故从曹玮的御边方策及事迹中,亦可看出,北宋真宗朝西北御边政策之一斑。

论宋代咏经诗及其繁荣的历史文化背景

本文在全面搜集整理《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相关的补遗论文中的660馀首咏经诗的基础上,以历代咏经诗及儒家文化为参照,从社会文化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理想等方面宏观考察了宋人咏经诗,挖掘其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文人的独特心态以及经学文化之新变。认为宋人咏经诗继承了前代咏经文学及诗体蒙学教材编纂的优良传统,有所创新地走向繁荣,既丰富充实了宋诗的题材内容,反映并推动了经学思想的传播普及,又提高了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从而成为咏经诗发展阶段上的一座高峰。这与宋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理学家先经后史的观念、社会训蒙需求及宋学的繁荣发展等现实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系。

宋真宗的潜邸旧臣考论

潜邸旧臣是宋真宗朝的重要政治力量 ,它由真宗任开封府尹、亲王、太子时的官员随从组成。这些人文化素质较高 ,文官数量较多。但武将官大而无功 ,文臣无为而因循 ,没有趁和平的有利形势 ,改革政治 ,发展生产 ;而是和真宗一起延续、因循太宗后期的保守政治 ,给之后的宋朝带来不利的影响。

宋真宗时期的神异流言——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真宗时期各种神异流言甚嚣尘上,社会风云更加激荡。祥符年间的天书事件是神道设教的需要和产物,是一出自上而下荒诞不经的闹剧;而天禧年间的帽妖流言则是一起自下而上危及统治的重大事件。统治者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其既有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和巩固其既有统治的一体两面。

宋真宗“封禅涤耻”说质疑——论真宗朝统治危机与天书降临、东封西祀之关系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降临及东封西祀,并非是为了涤耻,也不是为了证明赵宋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更不是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真宗的这些举动,实是解决其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从太宗为传位己子开始,宋政府统治便隐伏着危机,真宗继位后,危机并未解除,而是随着真宗诸子去世及澶渊之盟订立而加深。为解决这一危机,真宗与王钦若等人策划了这一场天书降临、东封西祀、冒称圣祖的闹剧。随着大中祥符三年真宗后宫再次产子,这场统治危机终于获得解决,但给宋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导致财政失衡、天怒人怨、民心尽失,最终促成了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局面。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辽宋之争：论真宗朝意识形态层面的角力--兼论宋代的秦朝观之转变

宋真宗在位期间兴起的大规模"东封西祀"运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澶渊之盟以后辽政权试图通过宣扬自身对秦汉正统的继承来建构自身合法性,这使得外觉威压内生紧张的宋政权在对内宣传中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行为。其措施包括对秦汉进行污名化,并最终在舆论场中形成了政治正确。这最终推动了文化和思想上中华史观的重新建构,并使得此后学术发生转向。

宋祁生平考

宋祁一生经历了真宗和仁宗二朝。他刚出生时,宋真宗即位近一年,大宋朝已经结束了五代纷争的局面;宋仁宗即位时,宋祁已经二十六岁,他主要的从政经历几乎与仁宗朝相始终,他目睹和亲历了仁宗朝的重要政治格局。考察宋祁的生平行实,他起家孤贫,却能够把握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在科举上一鸣惊人,最终走向政治的中心舞台并取得各方面的成就,这个人物自有其诸多不平凡的故事。

王继忠生平考述

王继忠,北宋人,少时跟随宋真宗,宋真宗即位后,升迁迅速。咸平六年(1003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投降辽,辽优待之。景德元年(1004年),王继忠促成宋辽缔结澶渊之盟。此后,王继忠在辽得到赐姓封王的宠遇。辽太平三年(1023年),王继忠去世。王继忠留在宋的4个儿子均在朝廷任职,后人直到北宋末年仍然兴盛。

临城存北宋《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研究

《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保存了宋真宗御制的“至圣文宣王赞”和“加号诏”。“文宣王赞”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御制;“加号诏”为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下诏刻于全国文宣王庙的诏书。诏令由中央下发到地方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宋大诏令集》所存具有文献档案性质的中央原始诏令,以临城碑刻为代表进行了不同程度改写的下行诏令。该诏令在全国传播展现的是宋朝崇尚儒学的政治意图,亦是向辽朝更是向天下表明宋朝在儒学上的话语权。

情礼之间:北宋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太庙探析

北宋真宗、仁宗以庶子身份即位,按照“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常理推测,真宗、仁宗的生母理应升格为皇太后。然事实并非如此。真宗、仁宗在追尊生母时都颇费时日,在实现生母神主配享先帝太庙时更是费尽周折,先追赠尊号、然后别庙奉慈、最后经过十几年的运作才能升祔太庙。真宗、仁宗利用帝王权势为其生母在宗庙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突破了一帝一后的宗庙配享原则。但是按照礼法“今皇生母”仍然没有资格配享太庙,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先帝太庙,只是儒家礼法与权势、人情的暂时妥协,可谓权宜之计。真宗、仁宗为其生母升配先帝太庙的实践过程,凸显了情礼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寇准、丁谓之争与宋真宗朝后期政治

真宗朝后期,真宗不豫,宰执不和,皇权旁落。寇、丁之争中,寇准拥戴太子,丁谓支持刘后,两人争斗与皇权的争夺密切相关;刘后控制皇权,决定了寇准的失败。寇、丁之争,双方各有共同的政见,互指对方为朋党,开有宋后世党争之风。刘后作为宋代第一位垂帘太后,予后世以示范,也引发对后妃干政的警惕与限制。

九重恩诏锡嘉名——林逋谥号之驳正

林逋的谥号是官谥而不是私谥,林逋的道德影响和巨大成就完全有资格得到官谥,感念知遇之恩的州守也会为林逋请谥,得知林逋去世而嗟悼的皇帝也肯定会赐谥。给林逋赐谥的是宋仁宗,活着的林逋不可能得到宋真宗的赐谥,当林逋去世时早已不在人间的宋真宗不可能给林逋赐谥,而只能是在位的宋仁宗。林逋的谥号是和靖先生,而不是和靖处士或和靖居士。和靖处士是宋真宗给活着的林逋的赐号。

论真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科举制度之最为重大的变革,就是彻底贯彻科场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重大变革,肇始于太宗朝,完成于真宗朝。首先,真宗朝省试年份依然变化不定,承继了太宗朝无规律的做法,大致向三年一科考制度过渡。真宗朝每次科举取士数虽然起伏不定,大致保持与太宗朝相当的水准。保障科场公平公正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真宗朝定型,一共有三项:弥封,誊录,编排。此外,还推出多项防止科举作弊的措施,与上述重大举措相辅相成。同时,宋人科举制度之变革,真宗朝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朝廷前后颁布了《考试进士程式》《礼部贡院条制》等规章制度。真宗朝大体上清除了科场盛行的舞弊作风,科举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至此才真正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