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北宋文化吸纳了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而皮毛落尽 ,精神独存 ,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 ,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的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 ,苏轼通过其二千七百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 ,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 ,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更为集中。

说理与感悟——论北宋文赋的两种走向

北宋文赋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路受宋初兴起的议论文的影响,突破故有的美学特质,只求说理达意,疏略文采。邵雍创作的《洛阳怀古赋》标志着议论治乱、探究心性的文赋的成熟。另一路以抒发个人的情态意绪为主,以散文语势来抒情写志、抒发深邃的人生感悟,其确立的标志是欧阳修创作的《秋声赋》。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作为诗家批评理念载体之一的诗歌选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潮与诗学风尚,而且成为了他们进行文学论争的有力武器。从这个角度而言,透过宋诗选本来关照唐宋诗之争,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直观感受与启发。大致梳理历代宋诗选本的演变,来重新解读唐宋诗之争。

《大学》今古本辨正

《大学》今古本的问题是宋明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歧,所谓程朱陆王的分歧以及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对立,主要也就集中在对《大学》今古本的不同选择上,并且也是作为其各自不同的经典依据出现的。但由于这一分歧既非出自经典文献本身,也不像今古文经学那样存在着具体的历史缘由,而主要是由不同为学进路下的不同选择与不同诠释造成的,因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通过对《大学》今古本的比较与古本自身义理规模的重新解读,完全可以澄清古本自身的义理结构,还古本《大学》以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挥其在认知先秦儒学精神方面的作用。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晁说之诗歌“好议论”论略

晁说之诗歌好议论,主要通过咏史、咏时事、渴望中兴体现出来,其怀念亲朋故旧和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也常常离开诗题展开议论。这种好议论的特点明显地体现出其诗歌的宋调特征。

也论宋诗特点——关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若干思考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现存宋代经义考辨

经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对后来时文文体的影响很大。现存宋代经义有确切可考之作,有将宋人一般论议加以改头换面之作,有伪托宋人经义之作。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等文献中出现的王安石、苏辙、杨万里、陈傅良、汪立信、文天祥等人的经义分属上述后二者,因此不能作为六家各自的佚文。

关于官钧创烧年代的探讨

钧瓷有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创烧于北宋早期,在北宋末年,质量上乘窑变奇特向宫廷供奉的花器称为官钧。由于同时代文献记载的缺失,官钧的始烧年代始终成为争议的焦点。从文献资料、钧瓷的审美特征、考古发掘资料等方面研究,官钧金代说、元代说、明代说都回避了民窑的"器皿类钧瓷",只对所谓"官钧"的陈设类器皿质疑猜测,以偏盖全,忽视了民钧和官钧的关系问题,相对而言,北宋说仍然比较有说服力。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引经据典与“体同书钞”——魏晋论说文中的引证

现存魏晋论说文共引《诗经》23次,其中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异文。曹植的引诗特点,可与《诗品》"其源出于《国风》"之说相互参证。曹植《辨道论》对桓谭《新论》先征引后批驳,摆脱了引经据典的套路,在修辞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魏晋论说文对当时俗语、谚语的广泛使用,以及对先秦寓言的点染、对举和演绎,构成了一处独特的修辞景观。

宋诗的思理

宋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的阐发。诗的思理, 是诗的哲理和感情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体, 是诗人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切的审美经验的体会, 是从自然界物理现象和人类社会所包蕴的生活内容中去提炼概括, 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诗之思理所具有的这一特殊的思想性, 其作用在于: 引人思索, 给人智慧, 启迪人们去对自然、人生、宇宙世界作出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和理解。

湖湘文化的通经致用与晚清爱国思潮

"通经致用"思想是"内圣外王"在湖湘文化下的另解。程朱理学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忧乐情怀"。而对古文今学的批判继承又使得近代以来湖人爱国热情的高涨,因此,"通经致用"为湘人爱国提供了精神支撑,也成为了湖湘文化书写中国近代史的有力武器。

论宋代骚体赋的散文化倾向

宋代骚体赋创作受到宋代散文的深刻影响,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内容上,即多用之谈论时政、评说古人、阐述学问,以关注现实、阐发思想为主;表现在表达方式上,则侧重议论、富于思辨;表现在句式上,则长短随意、转换自然;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则崇尚平易浅显、通达流畅。这种散文化对骚体赋的发展是利弊并存的,而取利舍弊才是合理和有益的创作方向。

宋元市语“氣老”“希老”命名理据考

宋元以降市语中有＂~老＂系列词,用＂氣老＂指饭,＂希老＂指米。由于命名理据曲折晦涩,加之时过境迁,仍有需要训释词义或阐明理据。今拟从三个方面考察＂氣老＂＂希老＂的命名理据：从字形和字音考察语素＂氣＂和＂希＂,＂氣＂为＂餼＂的本字,二者在＂馈赠刍米＂义上实同一字。＂氣＂也就是＂餼＂,＂希＂＂稀＂均当是＂餼＂的记音字;从构词分析语素＂老＂,＂老＂的性质是名词后缀,去掉＂老＂后词义不变,＂老＂为无义的衬字;从＂氣老＂＂希老＂同样命名理据延伸出的相关系列跟饭米有关系的词语用＂气＂或＂希＂来命名,现代汉语方言还有佐证。

“宋初三先生”学术贡献论略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是汉宋学术转型期间的开风气的关键人物,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儒家道统,批判佛老时文;二是批判章句注疏,注重义理说经;三是讲求明体达用,致力内圣外王,对"濂洛之学"或程朱理学不无影响。

经义文体结构在宋元的发展探析

经义试士始于北宋,其后至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其文体结构一直以"四段式"为基础。然而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其适应时代发展的特征又决定着其结构的发展变化。因此,经义文体结构在两宋的发展,达到了"冗长繁复可厌"的程度,故而元人对其结构进行了由繁到简的"改造",明代初次开科取士,因沿袭元制,故其经义文体结构依然属于元代结构。

王昶《湖海诗传》与格调派诗说之嬗变——以唐宋之争为中心

关于王昶辑《湖海诗传》是否承袭沈德潜诗学主张的问题,存在宗唐与宗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考察该书所收诗人诗作与相关评论,可知王昶诗学观实际上倾向于唐宋兼宗。这较之沈德潜的宗唐诗学观,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它反映出在沈德潜之后,以王昶为代表的格调派后继者诗学取向的深刻转变。

论陈直先生的楚辞研究

陈直先生的楚辞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楚辞拾遗》一鸣惊人 ,成为研究楚辞的必读之书。该书篇幅虽短 ,但多属补充、引申和独到发现 ,创获颇多 ,其价值当在一般注本之上。他成功运用二重证据的新方法 ,重视文物和考古资料 ,形成别具一格的治学特色 ,在现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新方法、开拓新途径的意义 ,对当时以至今后的治骚者更是不无启迪和影响。